功能組別合乎正義原則？

我有許多讀哲學的朋友都對梁燕城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批評，過去我試圖理解梁的限制，我想：也許他對普羅大眾需要使用深入淺出的方法，因此歪曲了一些哲學觀點是難以避免的，但經過多年無數次的失望後，我再找不到理由為他辯護。

最近梁燕城在《信報》發表了〈從羅爾斯正義論看功能組別〉一文，他反對廢除功能組別，因為他認為這是保護少數群體，維持正義原則的體制，然而功能組別須擺脫小圈子，經由普選去選出代表組別的議員。他引用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指出公正社會不是只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卻是要兼顧少數群體。根據羅爾斯的理論，正義的原則須假設人人平等的「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正義建立要在「無知之臉紗」（veil of ignorance）背後，對一個人的背景、權力、社會地位、知識能力等必須無知，所有人要一律公平對待，故此，一個地產巨富群體及一群低薪勞工是有同等地位和權利，社會中不同少數群體均須在議會有代表權。

持久和穩定的民主建立在共識

在這篇文章中，我不會猜測梁燕城撰文的動機和評論他的政治取向，我將會集中討論梁燕城是否恰當地解釋和應用羅爾斯的理論。在梁的文章中，他列舉了幾個羅爾斯的概念，然後跳入一些令人震驚的結論，但他遺漏了一些羅爾斯的總體原則。根據羅爾斯的立場，一個公正社會的基本結構，必須在公民支持下產生，換言之，一個持久和穩定的民主制度要建立在大部分公民的共識之上。羅爾斯於二○○二年去世，如果今天羅爾斯還活著，並檢視香港的政治制度，他會說甚麼呢？他會說功能組別的存在和整個系統是建立在公民共識上，或者正在邁向這目標嗎？

誰切割蛋糕？誰分配蛋糕？

梁援引「無知之臉紗」，但究竟這是甚麼意思呢？其實，「無知之臉紗」存在於一個思想實驗中，依據羅爾斯的推論，為確保公平和平等，理性的人在正義原則的條件下會選擇嚴格的公正，這種不偏不倚的情況被稱為「原初狀態」，其要點是：平等是公義的必要條件。讓我們看看一個切割蛋糕的比喻，切割蛋糕的人不能是分發蛋糕的同一人，否則他將取得大部分的蛋糕，故此，他必須在「無知之臉紗」後面。如果今天羅爾斯察看香港的政治制度，他是否同意該系統邁進公平、平等、正義呢？在香港，誰切割蛋糕？誰分配蛋糕？

保茲批判既得利益團體

據我所知，好像梁燕城般應用羅爾斯理論是十分罕見的，相反，許多應用都是對強者和富人的批判。托馬斯保茲教授（Thomas Pogge）是其中的一個例子。保茲曾經是羅爾斯的學生和教學助理，他發表了大量關於羅爾斯的研究，保茲的立場非常接近羅爾斯， 他認為，在美國，保護和援助貧困人士的慈善工作非常缺乏，美國未能妥善地令公民享有最大平等的基本自由，這違背了羅爾斯的原則，這是因為官員受到一些既得利益團體的賄賂或支持，他們阻止對基本結構進行必要的改革。此外，他爭辯說，因為財富分配不均，好像美國的資本主義福利國家傾向於產生一個永久的下層階級。這些批評是否似曾相識呢？其實，你可以把以上那番話中的「美國」換成「香港」。二○○八年美國的基尼係數約為 0.46，這是高於許多工業化國家。香港的基尼係數超過 0.5，這是比台灣高。美國的政治體制沒有功能組別，但羅爾斯式公平、平等的理想依然遙遠，我無法想像任何美國政治家、政治學家、哲學家會提出實施功能組別，以實現羅爾斯的理想，和使美國社會更公正，更平等。無論保茲對美國的批評正確與否，至少他引用羅爾斯批判強勢者、既得利益團體，而不是為他們說話。

羅爾斯退出基督教信仰

上述的觀點不是高深的政治理念，介紹羅爾斯理論的書籍和文章實在很容易找到，並不需要一個博士去闡明如「公平正義」和「無知的面紗」等概念。

羅爾斯出生於一九二一年，納粹德國的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催促他思考公正的自由民主體制是否可能。羅爾斯在一九四三年參加軍隊，之前羅爾斯考慮成為神職人員，在羅爾斯仍是一個高中生時，他在論文中談及罪惡和救贖，然而，他的戰時經歷毀掉了他的正統基督教信仰，其後他的哲學代替了他失去的宗教。我完全理解羅爾斯對基督教的失望，在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基督教幾乎沒有做任何事去抵制邪惡的納粹極權主義，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是一個例外，而不是常態。

難道歷史會不斷重演嗎？面對不公義的政治制度，基督教會可以向世界傳達甚麼信息呢？難道鼓吹「河蟹」（和諧）便是我們可以做得最好的嗎（我指的是一些其他宗教領袖）？坦白說，一個又一個基督教領袖令我感到失望。六十年後，人們又會從甚麼傳統作為建立公義社會的思想泉源呢？

（寄自美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