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谈社会公义（下称「前文」），仓促下以「理性讨论」冠名，竟招人口实（原命题应为「维护社会公义（？！）」）。不错，前文并没有提出一个合用的框架平台，可供人们理性地讨论社会公义（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它只谈方法的问题，并断言：（现时？）有关社会公义的讨论殊不理性，充其量只是价值判断。
近日（四月九日）胡志伟牧师撰文再谈（社会）公义的思考；根据张国栋对该文的回应，胡牧师是回应前文。这个我不敢担当：胡牧师有话可以直说，不用引其他人说我小角色、文章垃圾，就像古斌、黄国栋、维记等指名道姓地说我乱七八糟、无知、……一般。
但说胡牧师「显然」是回应前文，却显然理据不足：胡牧师显然没有提出客观可供辩证有关社会公义的定义（显然我们都不是上帝，可以一锤定音），只重申公义的重要，并粗略地引圣经某些章节说说对待穷乏人应有的态度（这些我没有异议），彷佛公义的内容（即使只涉及分配的问题）是不辩自明，人人晓得。显然，胡牧师分不清：公义是「为贫寒的人伸冤」，是因为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还是纯粹因为他们是贫寒人？
有人说，穷人需要额外的帮助，理由是他们更缺乏能力去保障自己。即使此假设成立，难道就不用问前因后果？那么，穷人遇到诉讼时，何须有法律援助？干脆当庭释放算了，连特赦也免却（因这也有穷人有罪的暗示）。（题外话：难得有人认为法庭断案是绝对的、不会因人而异，要求废除死刑的最后防线也不攻自破。）不分青红皂白的，何以可以说公义？提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还够胆说没有抹杀别人的多劳多得？这才是鬼话！
不要上纲上线，前文并没有说政府公共政策不应该关顾穷人（也没有说应该），但问题是：谁需要关顾？怎样的关顾？谁付代价？当中没有理性讨论并不是最要紧的，不明白、或不赞同我认为「行公义」和「好怜悯」是不同的事也不重要，起码不要指鹿为马、冯京马凉。事实上，再读前文，它并不以任何对社会公义的阐释、或政治立场为前设，引前文把我说成是与右派、或是与某些反某辞职议员的为一伙并不正确（虽然我并没有说我是、或不是）。
又有人提出：在经济学、伦理学、法律、和神学的层面，公义这概念都已经有几百年的讨论；好像什么是公义已有定案。他（们）却忘记了把那公论简单介绍一下，或者告诉大家那真理几百年来从未变改，并且经过科学实验反覆证实。举Keynes 为例，就算他是不赞成放任经济、要大政府、不是小政府，我不知道他原来一直是经济学的一言堂，Hayek 和 Friedman 算老几？
以还在争论不休的命题为真理，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不自觉，还有閒暇批评人家无知？自信肚里装得满满的，看其他人当然是无知，这却不难明白。
前文既断言（现时？）有关社会公义的讨论殊不理性，亦不相信任何公共政策可以无可指摘（即使只是大体上），假设（只是假设）别的政策也有可取之处，我就愿意试试站在别人不屑的位置上，指出自诩社会公义捍卫者的不理性。
我愿以更夸张的每小时二元的最低工资（下称「二元政策」）为例。
反对二元政策的，其实分不清「最低工资」和「市场实际工资」的分别。假设我很喜欢（或很不喜欢）医生这职业，又假设我有能力令医生这行业也纳入二元政策的保障範围之内；我却很清楚医生们不会只收到每小时二元的待遇。即使我鐡定只付每小时二元，其他需要医生的人，为了不要久候（而不是为了好心），必定愿意付出更多。
所以二元政策极其量是要令最低工资政策失效，却不会令工人真的得到每小时二元的可耻待遇；除非批评者真的相信市场力量下的工资真是二元，不然，批评每小时二元不足以养妻活儿的是无的放矢。这样一来，也带出了二元政策是如何的架床叠屋、费时失事：轻易就能给架空，还不要忘记以后每次适时的工资调整所需的行政关卡。
以上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据说最低工资是要让工人有尊严地工作生活。假设这说法可取、并能客观辩证，但为什么责任却只给了雇主（包括中小企的老板），而不是所有有能力负担的富人（如：所有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的打工皇帝）？现时已有一套税收系统可扩大使用（或提高税率）来达到同样目标。即使是要有工作（不止金钱）才有尊严，政府也可以通过公务员系统达到给予工作的目的，政府的公帑不也是大家纳税人的钱吗？
口里说要伸张正义，自己却一根指头也不动，在我看来，不过是廉价公义吧了！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