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談社會公義（下稱「前文」），倉促下以「理性討論」冠名，竟招人口實（原命題應為「維護社會公義（？！）」）。不錯，前文並沒有提出一個合用的框架平台，可供人們理性地討論社會公義（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它只談方法的問題，並斷言：（現時？）有關社會公義的討論殊不理性，充其量只是價值判斷。
近日（四月九日）胡志偉牧師撰文再談（社會）公義的思考；根據張國棟對該文的回應，胡牧師是回應前文。這個我不敢擔當：胡牧師有話可以直說，不用引其他人說我小角色、文章垃圾，就像古斌、黃國棟、維記等指名道姓地說我亂七八糟、無知、……一般。
但說胡牧師「顯然」是回應前文，卻顯然理據不足：胡牧師顯然沒有提出客觀可供辯證有關社會公義的定義（顯然我們都不是上帝，可以一錘定音），只重申公義的重要，並粗略地引聖經某些章節說說對待窮乏人應有的態度（這些我沒有異議），彷彿公義的內容（即使只涉及分配的問題）是不辯自明，人人曉得。顯然，胡牧師分不清：公義是「為貧寒的人伸冤」，是因為他們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還是純粹因為他們是貧寒人？
有人說，窮人需要額外的幫助，理由是他們更缺乏能力去保障自己。即使此假設成立，難道就不用問前因後果？那麼，窮人遇到訴訟時，何須有法律援助？乾脆當庭釋放算了，連特赦也免卻（因這也有窮人有罪的暗示）。（題外話：難得有人認為法庭斷案是絕對的、不會因人而異，要求廢除死刑的最後防線也不攻自破。）不分青紅皂白的，何以可以說公義？提倡有人可以不勞而獲，還夠膽說沒有抹殺別人的多勞多得？這才是鬼話！
不要上綱上線，前文並沒有說政府公共政策不應該關顧窮人（也沒有說應該），但問題是：誰需要關顧？怎樣的關顧？誰付代價？當中沒有理性討論並不是最要緊的，不明白、或不贊同我認為「行公義」和「好憐憫」是不同的事也不重要，起碼不要指鹿為馬、馮京馬涼。事實上，再讀前文，它並不以任何對社會公義的闡釋、或政治立場為前設，引前文把我說成是與右派、或是與某些反某辭職議員的為一伙並不正確（雖然我並沒有說我是、或不是）。
又有人提出：在經濟學、倫理學、法律、和神學的層面，公義這概念都已經有幾百年的討論；好像甚麼是公義已有定案。他（們）卻忘記了把那公論簡單介紹一下，或者告訴大家那真理幾百年來從未變改，並且經過科學實驗反覆證實。舉Keynes 為例，就算他是不贊成放任經濟、要大政府、不是小政府，我不知道他原來一直是經濟學的一言堂，Hayek 和 Friedman 算老幾？
以還在爭論不休的命題為真理，拿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不自覺，還有閒暇批評人家無知？自信肚裡裝得滿滿的，看其他人當然是無知，這卻不難明白。
前文既斷言（現時？）有關社會公義的討論殊不理性，亦不相信任何公共政策可以無可指摘（即使只是大體上），假設（只是假設）別的政策也有可取之處，我就願意試試站在別人不屑的位置上，指出自詡社會公義捍衛者的不理性。
我願以更誇張的每小時二元的最低工資（下稱「二元政策」）為例。
反對二元政策的，其實分不清「最低工資」和「市場實際工資」的分別。假設我很喜歡（或很不喜歡）醫生這職業，又假設我有能力令醫生這行業也納入二元政策的保障範圍之內；我卻很清楚醫生們不會只收到每小時二元的待遇。即使我鐡定只付每小時二元，其他需要醫生的人，為了不要久候（而不是為了好心），必定願意付出更多。
所以二元政策極其量是要令最低工資政策失效，卻不會令工人真的得到每小時二元的可恥待遇；除非批評者真的相信市場力量下的工資真是二元，不然，批評每小時二元不足以養妻活兒的是無的放矢。這樣一來，也帶出了二元政策是如何的架床疊屋、費時失事：輕易就能給架空，還不要忘記以後每次適時的工資調整所需的行政關卡。
以上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據說最低工資是要讓工人有尊嚴地工作生活。假設這說法可取、並能客觀辯證，但為甚麼責任卻只給了僱主（包括中小企的老闆），而不是所有有能力負擔的富人（如：所有工資高於最低工資的打工皇帝）？現時已有一套稅收系統可擴大使用（或提高稅率）來達到同樣目標。即使是要有工作（不止金錢）才有尊嚴，政府也可以通過公務員系統達到給予工作的目的，政府的公帑不也是大家納稅人的錢嗎？
口裡說要伸張正義，自己卻一根指頭也不動，在我看來，不過是廉價公義吧了！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