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刚发表的「香港和谐社会」研究，只有26.5%受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香港是和谐社会，较○八年及○六年的约37%下降十一个百分点，反映本港社会并不和谐。七项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中，有64.4%人认为贫富悬殊十分严重，59.2%认同政治纷争严重；官民矛盾与商民矛盾分别有56%及56.8%。本港深层次的结构矛盾，正因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两者的分配正一面倒向某一方。社会要和谐，不可少的是重建公义仁爱的社会；「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静与安稳，直到永远。」（《圣经新译本》赛卅二17）
承蒙张国栋的抬举：「胡志伟爱谈社会公义，包括近日的所谓房地产神学，最终也只不过是公义问题。」然而，现实是华人教会文化的DNA是抗拒公义，避谈公义。堂会本身就是社会的缩影，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涉及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分配问题，必有人喜欢，有人拒绝。有教牧同工认为宣讲福音，叫人悔改归主，其馀就不用谈了。这是对福音的片面理解，福音派一向高举的〈洛桑信约〉于第五段论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救恩的信息也包含对各种形式的疏离、压迫及歧视的审判。无论何处有罪恶与不公正的事，我们都要勇敢地斥责。当人们接受基督时，他们就得以重生，进入他的国度；他们不仅必须努力在这不义的世界中彰显上帝的公义，还要传扬他的公义。我们所宣告的救恩应当在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改变我们。」
笔者于○七年曾撰文〈宣讲公义〉：「本港教会承受着华人教会文化影响，不分派系，皆重『私义』（个人与神关系） 而轻『公义』（指个人与别人或社群之间关系）。自由派的偏差是以『以爱行义』取代了教会一直持守的『因信称义』；然而福音派对福音的理解不足，造成了只讲廉价恩典，却不明白公义原是福音不可分割的部分。倘若上帝不是公义的，我们就毋须畏罪而悔改，基督也不需走上十字架，为世人背负罪责，要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
「上帝子民对一切执政者的衡量标准不是务实或愿景、民生或民主，乃是公义的原则（撒下十五1-6；王上三4-28）。诗篇七十二篇正是神的子民为执政者代祷，祈求耶和华赐予世上执政者秉行公义；而诗篇八十二篇则为法治代祷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诗八十二3-4） 整本圣经不乏公义的要求，可惜是那些声称尊重圣经教导的教会，有意或无意地删减了部分，于是我们什少在教会内外听到『公义的呼喊！』」
上帝的公义是绝对的，而人世间的所谓「公义」涉及分配的问题（John Rawls 的观点）；然而圣经伦理提供的原则，如对财富的分享或对贫穷人的态度，成为了我们对事物判断的参照。功能组别，犹如印度的「种姓制度」（caste），本质是不义的，应尽早废掉。昔日南非施行「种族隔离」（apartheid），也不见得所有堂会或支持或反对。「种族隔离」同样有争议性，政治性；而基督徒持守的原则不是「待事情有了公论才作支持」。
笔者反对张宇人「廿蚊」最低工资，反对政府强拍旧楼，反对功能组别享有特权，反对发展商把公共空间纳为私人物业，这一切正源自公义的思考。当然，沃弗（Miroslav Volf）于《拥抱神学》提醒我们「自义」的偏差，执着一己之义而不能拥抱异己。华人教会内外什多不义，作为个人所能作的，就是寻求公义的同时，有足够容量盛载不同或敌对的意见。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