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中首次订定最低工资的日子日渐接近，香港舆论的有关讨论亦渐见升温。在最低工资水平的订定过程里，港府就本地巿民收入的调查数字是参考依据，却非最终定准，于是乎各方先后抛出心目中的最低工资水平，拉锯追逐，由每小时二十至卅三元不等。
有来自功能组别的商界议员表示，倘若他们其后所做的行业调查发现，从业员平均收入水平比二十元更低，不排除将这个下限再往下调。顺着同一逻辑，也不难理解最低工资是可以怎样的变成「最高工资」──讽刺的是，「最低工资变『最高工资』」正是昔日商界反对设立最低工资的原因之一。香港贫富悬殊问题高踞全球已发展地区的榜首之列，岂无原因？
现实的数字，不一定是合理化的理据。每小时二十元的薪金，要让人在香港这个高楼价高消费的社会生活得自给自足，也成问题，更不要谈如何养活家中长幼。以香港今天人均收入之高，这不能不说是香港之耻。更何况，拿这个水平的最低工资与纽约、伦敦的最低工资相比，亦相去什远。有本地教会团体及劳工组织倡议，按收入能否养活家人作为最低工资的订定原则，这种从家庭角度出发的政策论据，值得为政者和关心社会的人士进一步深思。
从信仰出发，基督徒有特别为某些阶层祈祷的需要，却没有特别针对轻视任何社会阶层的理由。而努力运用本身的实力和资源赚取金钱，本身也无可厚非。只是在赚取经济回报的同时，是否能兼顾他人的处境？换上今天的流行用语，企业营商能否兼顾社会责任，让工作更具人性，更有尊严？无论是正待确立的最低工资，抑或尚待讨论的最高工时，所关注者，都是人的基本生计和空间。
法律只是最低的要求，让人性的丑陋（例如贪婪）不致无限扩张，知所收歛，却不必然为社会注入主动的关爱。这里，我们的信仰实在有更多的话要对我们说。当然，面对人性的贪婪，我们不会轻看「爱邻舍」的难度。昔日旧约圣经之中关于善待穷人的律法──由每逢禧年要免除穷人债项，到在田间收割时要容让穷人执拾遗下的农作物──凡此种种，在当时以色列社会到底曾否长期切实履行，也是个疑问。但上主的旨意既明明白白，我们也就有尽力履行的方向，不论是在言说上，还是在践行上，因为爱超乎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