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年中首次訂定最低工資的日子日漸接近，香港輿論的有關討論亦漸見升溫。在最低工資水平的訂定過程裡，港府就本地巿民收入的調查數字是參考依據，卻非最終定準，於是乎各方先後拋出心目中的最低工資水平，拉鋸追逐，由每小時二十至卅三元不等。
有來自功能組別的商界議員表示，倘若他們其後所做的行業調查發現，從業員平均收入水平比二十元更低，不排除將這個下限再往下調。順著同一邏輯，也不難理解最低工資是可以怎樣的變成「最高工資」──諷刺的是，「最低工資變『最高工資』」正是昔日商界反對設立最低工資的原因之一。香港貧富懸殊問題高踞全球已發展地區的榜首之列，豈無原因？
現實的數字，不一定是合理化的理據。每小時二十元的薪金，要讓人在香港這個高樓價高消費的社會生活得自給自足，也成問題，更不要談如何養活家中長幼。以香港今天人均收入之高，這不能不說是香港之恥。更何況，拿這個水平的最低工資與紐約、倫敦的最低工資相比，亦相去甚遠。有本地教會團體及勞工組織倡議，按收入能否養活家人作為最低工資的訂定原則，這種從家庭角度出發的政策論據，值得為政者和關心社會的人士進一步深思。
從信仰出發，基督徒有特別為某些階層祈禱的需要，卻沒有特別針對輕視任何社會階層的理由。而努力運用本身的實力和資源賺取金錢，本身也無可厚非。只是在賺取經濟回報的同時，是否能兼顧他人的處境？換上今天的流行用語，企業營商能否兼顧社會責任，讓工作更具人性，更有尊嚴？無論是正待確立的最低工資，抑或尚待討論的最高工時，所關注者，都是人的基本生計和空間。
法律只是最低的要求，讓人性的醜陋（例如貪婪）不致無限擴張，知所收歛，卻不必然為社會注入主動的關愛。這裡，我們的信仰實在有更多的話要對我們說。當然，面對人性的貪婪，我們不會輕看「愛鄰舍」的難度。昔日舊約聖經之中關於善待窮人的律法──由每逢禧年要免除窮人債項，到在田間收割時要容讓窮人執拾遺下的農作物──凡此種種，在當時以色列社會到底曾否長期切實履行，也是個疑問。但上主的旨意既明明白白，我們也就有盡力履行的方向，不論是在言說上，還是在踐行上，因為愛超乎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