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城市规划师，已干了这行十年，不是「八十后」。经历过「天星」、「皇后」和「高铁」之后，相信大家都领会到，城市规划师每日所面对的，是各方各面的利益、感情、权力和价值观的角力。在这个形势下，往往很难找到一个方案，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我希望做得到的，是要每一个持份者，都用高质素的理据和逻辑，来说服其他人。读过余达心牧师的〈向八十后鼓掌并进言〉（一一七○期）及其后记（论坛网站「时代讲场」，二○一○年二月十二日）之后，我却觉得出奇的失望。余牧的理据，有不少有问题的地方。我希望在此指出数个问题，目的只是希望真理愈辩愈明。
首先，余牧认为皇后码头等古迹令他想起港英政府霸道的统治，故此不值得视保育皇后码头为关乎香港核心价值的议题。余牧似乎觉得，皇后码头不什值得保留，是因为它令人想起「屈辱的记忆」，并以此怀疑市民捍卫皇后码头的目的并不清晰。以他的逻辑推论，值得保育的古迹，可能只包括那些令人联想起政府的德政，或令市民大众感到喜乐的东西。其实所谓集体记忆，是说大家都经历过的事和物。在城市规划方面，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天星、皇后这些具代表性的建筑物。至于它们实质代表着什么，是因人而异的，对你来说，可以是殖民统治的霸道，对其他人来说，却是殖民政府的开明，我们毋须把这些意义统一，事实上也不能统一。社会要保留或拆卸这些建筑物，可以有很多理据，但对其代表意义的批判，不是最好的理由。举例说，日军占领香港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件更屈辱的事，但可能一些日治时期的建筑物也有其保育价值（礼宾府也有被日本人改建），因为就算是「屈辱的记忆」，也可以留下来，让我们和下一代从中了解和学习历史的真相。
另外，余牧认为皇后码头只有五十四年的历史，故此历史价值不大。但是，如果任何建筑物到了第五十四年，都可以以历史价值不大的理由，予以拆卸，这个城市还有古迹可以保存得到吗？我只能失望的说，这样的论据，才是真的「价值不大」。
第三，余牧以六六年反天星加价和○三年七一大游行为例，认为参与反高铁运动人数相对不多，是反映出反高铁运动触摸不到社会核心的关注。我想在这里指出，关于城市规划的议题，发声的人数有多少，可以参考，但不是衡量方案的唯一指标，发声的内容和理据，应是更重要的考虑因素。基督徒只是全球人口的少数分子，难道这是因为基督的福音触摸不到人类核心的关注吗？
第四，余牧认为参与反高铁运动的人目的不清晰，这论点更令人费解。试想想，○三年参与七一大游行的人，目的只是唯一的反对廿三条立法吗？当中有没有人同时也不满董建华的管治（还记得那些反董建华的海报吗？）、政府处理沙士的手法、八万五政策等问题？我想是有的。我很希望余牧能以同一理性标准，来看七一大游行和反高铁运动，而不要因为反高铁运动由年轻人主导，而强加其他奇怪的准则来评论。
我在引文说过，理据和逻辑是城市规划里十分重要的工具。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肯接受和改进自己理据不足的心。希望大家一齐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