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城市規劃師，已幹了這行十年，不是「八十後」。經歷過「天星」、「皇后」和「高鐵」之後，相信大家都領會到，城市規劃師每日所面對的，是各方各面的利益、感情、權力和價值觀的角力。在這個形勢下，往往很難找到一個方案，滿足各方面的要求。我希望做得到的，是要每一個持份者，都用高質素的理據和邏輯，來說服其他人。讀過余達心牧師的〈向八十後鼓掌並進言〉（一一七○期）及其後記（論壇網站「時代講場」，二○一○年二月十二日）之後，我卻覺得出奇的失望。余牧的理據，有不少有問題的地方。我希望在此指出數個問題，目的只是希望真理愈辯愈明。
首先，余牧認為皇后碼頭等古蹟令他想起港英政府霸道的統治，故此不值得視保育皇后碼頭為關乎香港核心價值的議題。余牧似乎覺得，皇后碼頭不甚值得保留，是因為它令人想起「屈辱的記憶」，並以此懷疑市民捍衛皇后碼頭的目的並不清晰。以他的邏輯推論，值得保育的古蹟，可能只包括那些令人聯想起政府的德政，或令市民大眾感到喜樂的東西。其實所謂集體記憶，是說大家都經歷過的事和物。在城市規劃方面，我們特別關注的，就是天星、皇后這些具代表性的建築物。至於它們實質代表著甚麼，是因人而異的，對你來說，可以是殖民統治的霸道，對其他人來說，卻是殖民政府的開明，我們毋須把這些意義統一，事實上也不能統一。社會要保留或拆卸這些建築物，可以有很多理據，但對其代表意義的批判，不是最好的理由。舉例說，日軍佔領香港對某些人來說是一件更屈辱的事，但可能一些日治時期的建築物也有其保育價值（禮賓府也有被日本人改建），因為就算是「屈辱的記憶」，也可以留下來，讓我們和下一代從中了解和學習歷史的真相。
另外，余牧認為皇后碼頭只有五十四年的歷史，故此歷史價值不大。但是，如果任何建築物到了第五十四年，都可以以歷史價值不大的理由，予以拆卸，這個城市還有古蹟可以保存得到嗎？我只能失望的說，這樣的論據，才是真的「價值不大」。
第三，余牧以六六年反天星加價和○三年七一大遊行為例，認為參與反高鐵運動人數相對不多，是反映出反高鐵運動觸摸不到社會核心的關注。我想在這裡指出，關於城市規劃的議題，發聲的人數有多少，可以參考，但不是衡量方案的唯一指標，發聲的內容和理據，應是更重要的考慮因素。基督徒只是全球人口的少數分子，難道這是因為基督的福音觸摸不到人類核心的關注嗎？
第四，余牧認為參與反高鐵運動的人目的不清晰，這論點更令人費解。試想想，○三年參與七一大遊行的人，目的只是唯一的反對廿三條立法嗎？當中有沒有人同時也不滿董建華的管治（還記得那些反董建華的海報嗎？）、政府處理沙士的手法、八萬五政策等問題？我想是有的。我很希望余牧能以同一理性標準，來看七一大遊行和反高鐵運動，而不要因為反高鐵運動由年輕人主導，而強加其他奇怪的準則來評論。
我在引文說過，理據和邏輯是城市規劃裡十分重要的工具。其實更重要的，是一個肯接受和改進自己理據不足的心。希望大家一齊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