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知道什么是AMK，可能你八十年代末仍然是一名学生，并每年六月的同一个初夏晚上会到维多利亚公园去。如果你听过My Little Airport，或许在○九年的几个十二月星期五，你都去到中环皇后像广场，因为你担心一条高速铁路将要贯穿一大幅菜园。如果你没有听闻过这两队乐队的名字，不用担心，因为大多数香港人应该都不认识他们。
十数年前当我播放AMK的歌曲时，大人们（即是老师和团契导师）都说他们的歌很奇怪，不知道在唱什么；十数年后我播放My Little Airport的歌曲时，大人们（即是当日的老师和团契导师，今日已经成为校长和教会执事）亦是觉得他们的歌很奇怪，不知道在唱什么。「大人」从来都不明白或者不需要明白「后生仔」，因为怎样去描述「后生仔」才是重点所在。
你有标签／我有问题
世代分歧一直存在，不过在○九年年底忽然对「八十后」的描述都是「激进」、「非理性」、「暴力」和「对政治现况非常不满」等等。但是突破机构在○三年的研究，反映的却是青少年对政治和社会事务兴趣不算大，亦不觉得社会政治与他们关连很大。或许有说这几年间的社会环境令「八十后」变得激进，但是去年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与沙田区议会的调查仍然显示，青少年的公民意识含糊（《星岛日报》，○九年十二月廿六日）。如果说「八十后」的年轻人「忽然激进」，不如说社会和传媒将镜头移离开立法会门外集会中为数不少的长者和中产人士。或者大家都乐意将事情简化为「八十后」的冲动性格和行为偏差对社会造成不便，至少可以将为什么议会内某些「组别」的议员有特别「功能」，以及土地是属于人民抑或地产商等深层社会问题模糊化。
当「八十前」认为政制滞后、政策倾斜、贫富不均等问题都不是问题，并认为问题是「八十后」精力过剩、不能上位，心有不甘、行为激进的问题时，那末只要他们没有问题，社会就没有问题。「八十后」却说问题是你们制造出来，我们承受了问题，想解决问题你们却说我们制造问题。
不想思考问题的人就坐在家看电视，却看到呼吁年轻人禁毒的广告，创作者竟然认为「天造之才皆有其用」的旧调重弹可以打动到他们？再看下去，就会见到有一个中产家庭，在一间清洁整齐的单位内，嫲嫲亲切地邀请孙儿在Facebook上add她，好让孙儿浏览她「男朋友」，即爷爷的照片。之后一家人在看电视，负责任的父亲在处理粗重家务，儿子立即主动帮手，于是一家人就减了叹气。到了夜阑人静，父亲和母亲温馨地谈论他们开设的家庭户口，可以将彼此的关爱存入去，然后两人深情对望──这时，那位住在旧式公屋里的「八十后」青年，因为一整天在街头推销上网服务的营业额未达标准而发愁，中港司机的父亲正在内地工作，母亲在酒楼当夜班侍应仍未下班，妹妹去年嫁了给同样是「八十后」、每天驾驶客货车工作十多小时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在吃着微波炉食物，一边看着电视上这齣样板广告。这刻他已经食不下，可能是广告感动了他，更可能是他想起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提到的Kitsch，一本他以前根据自己兴趣读过的书。
处境都变，「八十前」情怀未变
原来社会由始至终都是站在婴儿潮世代的角度运行，即使「八十后」对〈天才白痴梦〉没有共鸣不要紧，重要的是随着这金曲成长的「八十后家长」会因此被感动。自置物业、富裕家庭、能干父亲、贤淑妻子、睿哲长者、孝顺子女，从来都是婴儿潮世代努力追求和赖以自豪的价值观，虽然对「八十后」而言难以兑现。或许只是再一次印证古斌先生的见解，他回应梁永泰先生的〈未来与我们同在〉一文彷佛在说：「年青人，未来是你的！但现在你别吵。未来给你，现在留我，正如我从前也放弃改变。」（《时代论坛》第一一五九期）。或者我再坦白一点：现在留我，包括你们的未来。
诚然，现时「八十后」的社会及经济力量，对「八十前」极其量只是造成一些不便，绝对不是构成什么困难。「八十后」的困局就正如My Little Airport的〈失业抗争歌〉中，对香港政治抗争的一句歌词：「这是场战争但胜利不可能……」。然而「八十后」面对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为什么仍然要继续下去而不选择妥协以获得最大利益和减少损失？为什么年轻人可以接受一些颠覆一贯流行曲格式的歌曲？例如毫无章法可言的歌词，好像「既然你不喜欢我，我会归家去扫地……」（AMK的〈请让我回家〉）；又或者使用任何非主流歌曲的题材，好像跟朋友胡扯自杀的方法，最后结论是先环游世界，然后在最终站的芬兰穿汗衣涷死（My Little Airport 的〈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竟然都可以写成一首歌曲？「八十后」可以接受改变什至拆毁固有的範式，或许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更重要是以往香港所谓「成功」的意识形态对他们已经失效，改变反而给他们有更大发展的空间；「八十前」却相信他们所建立的「香港经验」已经十分完善，对大家都有最大益处，将固有颠覆会令他们相当不安。尤其当「八十后」的「不守规矩」已经由音乐、电影、时装、文化一直伸延至经济和政治的体制。
当耶稣面对拆屋顶的群众
香港从来都不是激动的社会，当然不能容忍什至想像有人拆去立法会或礼宾府的屋顶或大门，为了强行会见入面的官员或特首。然而当日前来面见耶稣基督的群众，就是激进得为了见他而将别人的屋顶拆去（可二1-12）。耶稣面对这四个「激进」人士和相信社会地位不高的弱势瘫子，没有认同他们的激进行为，但是亦没有责备他们的行为「非理性」、「暴力」、「破坏社会和谐」、「精力过剩无处发泄」等等。耶稣基督看见的是他们内心，他们的信心原来大得叫一位瘫子的罪得赦免，病得医治。当我们急于将「八十后」的「激进」、「不守规矩」问题化的时候，我们有否尝试了解他们的内心？他们的信念原来大得可以叫社会的一些固有意识，例如经济发展为最优先选项、资本可以被换算来补偿任何层次的人文价值（如村民与农地的感情、充满市民集体回忆的码头等等），开始被反思、被动摇。
作为一个七十后信徒，我其实很熟悉「八十前」的成功模式，因为大学的师兄师姐，教会的导师领袖，职场的同事上司已经不断向我这个后辈作出示範；同时在九七前后投身社会，跟「八十后」一同经验回归后经济衰退，社会政策混乱和倾斜，「香港故事」日渐失效的迷茫。原本七十后的一代人以为可以成为「八十前后」的世代桥梁，扣连大家一起去打拼，最后发现原来只是一厢情愿：「八十前」怎样也不会明白「后生仔」为何明知没有胜算，仍要浪费资源和时间去抗争。「八十后」正在打一场不可能胜利的仗，他们要争取的却并非香港社会一贯价值论述所能理解的。夹在中间窄缝的一代，能做的只有喃喃梦呓，或许能够找到世代分歧的一个时点。终于青豆从首都高速爬下太平梯之际，时间就像火车转线般接轨到村上春树《1Q84》的年代。世界正在隐晦地转变，蹩脚的是一位局长竟然把Facebook的互动性退化得连传统的现场答问也及不上，露出了马脚。
（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