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知道甚麼是AMK，可能你八十年代末仍然是一名學生，並每年六月的同一個初夏晚上會到維多利亞公園去。如果你聽過My Little Airport，或許在○九年的幾個十二月星期五，你都去到中環皇后像廣場，因為你擔心一條高速鐵路將要貫穿一大幅菜園。如果你沒有聽聞過這兩隊樂隊的名字，不用擔心，因為大多數香港人應該都不認識他們。
十數年前當我播放AMK的歌曲時，大人們（即是老師和團契導師）都說他們的歌很奇怪，不知道在唱甚麼；十數年後我播放My Little Airport的歌曲時，大人們（即是當日的老師和團契導師，今日已經成為校長和教會執事）亦是覺得他們的歌很奇怪，不知道在唱甚麼。「大人」從來都不明白或者不需要明白「後生仔」，因為怎樣去描述「後生仔」才是重點所在。
你有標籤／我有問題
世代分歧一直存在，不過在○九年年底忽然對「八十後」的描述都是「激進」、「非理性」、「暴力」和「對政治現況非常不滿」等等。但是突破機構在○三年的研究，反映的卻是青少年對政治和社會事務興趣不算大，亦不覺得社會政治與他們關連很大。或許有說這幾年間的社會環境令「八十後」變得激進，但是去年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沙田區議會的調查仍然顯示，青少年的公民意識含糊（《星島日報》，○九年十二月廿六日）。如果說「八十後」的年輕人「忽然激進」，不如說社會和傳媒將鏡頭移離開立法會門外集會中為數不少的長者和中產人士。或者大家都樂意將事情簡化為「八十後」的衝動性格和行為偏差對社會造成不便，至少可以將為甚麼議會內某些「組別」的議員有特別「功能」，以及土地是屬於人民抑或地產商等深層社會問題模糊化。
當「八十前」認為政制滯後、政策傾斜、貧富不均等問題都不是問題，並認為問題是「八十後」精力過剩、不能上位，心有不甘、行為激進的問題時，那末只要他們沒有問題，社會就沒有問題。「八十後」卻說問題是你們製造出來，我們承受了問題，想解決問題你們卻說我們製造問題。
不想思考問題的人就坐在家看電視，卻看到呼籲年輕人禁毒的廣告，創作者竟然認為「天造之才皆有其用」的舊調重彈可以打動到他們？再看下去，就會見到有一個中產家庭，在一間清潔整齊的單位內，嫲嫲親切地邀請孫兒在Facebook上add她，好讓孫兒瀏覽她「男朋友」，即爺爺的照片。之後一家人在看電視，負責任的父親在處理粗重家務，兒子立即主動幫手，於是一家人就減了歎氣。到了夜闌人靜，父親和母親溫馨地談論他們開設的家庭戶口，可以將彼此的關愛存入去，然後兩人深情對望──這時，那位住在舊式公屋裡的「八十後」青年，因為一整天在街頭推銷上網服務的營業額未達標準而發愁，中港司機的父親正在內地工作，母親在酒樓當夜班侍應仍未下班，妹妹去年嫁了給同樣是「八十後」、每天駕駛客貨車工作十多小時的丈夫。自己一個人在吃著微波爐食物，一邊看著電視上這齣樣板廣告。這刻他已經食不下，可能是廣告感動了他，更可能是他想起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提到的Kitsch，一本他以前根據自己興趣讀過的書。
處境都變，「八十前」情懷未變
原來社會由始至終都是站在嬰兒潮世代的角度運行，即使「八十後」對〈天才白癡夢〉沒有共鳴不要緊，重要的是隨著這金曲成長的「八十後家長」會因此被感動。自置物業、富裕家庭、能幹父親、賢淑妻子、睿哲長者、孝順子女，從來都是嬰兒潮世代努力追求和賴以自豪的價值觀，雖然對「八十後」而言難以兌現。或許只是再一次印證古斌先生的見解，他回應梁永泰先生的〈未來與我們同在〉一文彷彿在說：「年青人，未來是你的！但現在你別吵。未來給你，現在留我，正如我從前也放棄改變。」（《時代論壇》第一一五九期）。或者我再坦白一點：現在留我，包括你們的未來。
誠然，現時「八十後」的社會及經濟力量，對「八十前」極其量只是造成一些不便，絕對不是構成甚麼困難。「八十後」的困局就正如My Little Airport的〈失業抗爭歌〉中，對香港政治抗爭的一句歌詞：「這是場戰爭但勝利不可能……」。然而「八十後」面對一場不可能勝利的戰爭，為甚麼仍然要繼續下去而不選擇妥協以獲得最大利益和減少損失？為甚麼年輕人可以接受一些顛覆一貫流行曲格式的歌曲？例如毫無章法可言的歌詞，好像「既然你不喜歡我，我會歸家去掃地……」（AMK的〈請讓我回家〉）；又或者使用任何非主流歌曲的題材，好像跟朋友胡扯自殺的方法，最後結論是先環遊世界，然後在最終站的芬蘭穿汗衣涷死（My Little Airport 的〈北歐是我們的死亡終站〉），竟然都可以寫成一首歌曲？「八十後」可以接受改變甚至拆毀固有的範式，或許他們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更重要是以往香港所謂「成功」的意識形態對他們已經失效，改變反而給他們有更大發展的空間；「八十前」卻相信他們所建立的「香港經驗」已經十分完善，對大家都有最大益處，將固有顛覆會令他們相當不安。尤其當「八十後」的「不守規矩」已經由音樂、電影、時裝、文化一直伸延至經濟和政治的體制。
當耶穌面對拆屋頂的群眾
香港從來都不是激動的社會，當然不能容忍甚至想像有人拆去立法會或禮賓府的屋頂或大門，為了強行會見入面的官員或特首。然而當日前來面見耶穌基督的群眾，就是激進得為了見祂而將別人的屋頂拆去（可二1-12）。耶穌面對這四個「激進」人士和相信社會地位不高的弱勢癱子，沒有認同他們的激進行為，但是亦沒有責備他們的行為「非理性」、「暴力」、「破壞社會和諧」、「精力過剩無處發泄」等等。耶穌基督看見的是他們內心，他們的信心原來大得叫一位癱子的罪得赦免，病得醫治。當我們急於將「八十後」的「激進」、「不守規矩」問題化的時候，我們有否嘗試了解他們的內心？他們的信念原來大得可以叫社會的一些固有意識，例如經濟發展為最優先選項、資本可以被換算來補償任何層次的人文價值（如村民與農地的感情、充滿市民集體回憶的碼頭等等），開始被反思、被動搖。
作為一個七十後信徒，我其實很熟悉「八十前」的成功模式，因為大學的師兄師姐，教會的導師領袖，職場的同事上司已經不斷向我這個後輩作出示範；同時在九七前後投身社會，跟「八十後」一同經驗回歸後經濟衰退，社會政策混亂和傾斜，「香港故事」日漸失效的迷茫。原本七十後的一代人以為可以成為「八十前後」的世代橋樑，扣連大家一起去打拼，最後發現原來只是一廂情願：「八十前」怎樣也不會明白「後生仔」為何明知沒有勝算，仍要浪費資源和時間去抗爭。「八十後」正在打一場不可能勝利的仗，他們要爭取的卻並非香港社會一貫價值論述所能理解的。夾在中間窄縫的一代，能做的只有喃喃夢囈，或許能夠找到世代分歧的一個時點。終於青豆從首都高速爬下太平梯之際，時間就像火車轉線般接軌到村上春樹《1Q84》的年代。世界正在隱晦地轉變，蹩腳的是一位局長竟然把Facebook的互動性退化得連傳統的現場答問也及不上，露出了馬腳。
（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