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余牧师：
在网上读到你与马国明弟兄之间的「对话」，有感而发，下笔为文，希望余牧师不介意我分享一下读者心声。
最近，香港社会流行讨论「世代论」，主流媒体以至我们基督教界，也来对我们这些「八十后」或「第四代」香港人品评一番。一方面，我们「受宠若惊」，突然间，忽然这么多长辈一齐来关心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自己有点儿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大家「评头品足」。更可惜的是，有时候，真觉得大家都在瞎子摸象，你摸到象的腿，就说它又粗又大，他摸到象的鼻，就说它又圆又长。
我没有资格代表其他「第四代」人，因为我连「第四代」人是不是都有各位评论家所言的特征都不知道。正如有论者道，所谓的「第四代」人，根本就非常多元，很难有一个典型。而就算有，也许，我也是「非典型」的一个。我，最多只能代表我自己。
但我，这个「第四代」人，还是想向余牧师，你这位份属「第二代」的长辈，进一言，希望你不要介意。
既然你们第二代人很喜欢对我们第四代人「话当年」，就让我也来说两个故事吧。
记得当年在剑桥大学留学的时候，我每逢主日，都去市中心的圣公会圣三一堂崇拜。崇拜后，都有学生午餐，由教会提供。几十个同学分坐几张大长檯，与牧师师母一同吃饭。席间，牧师一定会站起来，然后让同学发问，我们可以就讲道内容问问题，也可以就任何神学、哲学，以致其他社会文化问题发问。有时候，同学问的问题都很尖锐，牧师也不一定能回答。但是，每遇这种情况，他总是直接告诉我们他不会回答，然后说他会回去研究一下，下次再答。我从未见过他因此而发怒。我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有牧师愿意每星期让年青人问问题，更枉论即席回答，当遇到意见不同或者问题尖锐，既不会发怒，也不会怪责年青人好去质问长辈。为什么华人教会总是没有这样的牧师呢？后来，他去了另一个城市牧会，之后，又去主持研究所。我的神学观点与他不一定一致，但我一直很尊敬也很怀念他。他就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基督教研究所现任所长Christopher Hancock教授。
另外，我记得自己看书（已经忘了是哪一本）曾经读到，在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害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有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都拥到教堂里去。他们期望从讲台上，可以听到有关马丁路德金的信息。可惜，整个美国没有多少间教会的牧师愿意提到他，讲道里都没有提到他争取黑人民权与社会公义的事情，更枉论安慰那些因他的死而哀伤的人。通通都没有！一切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崇拜就这样结束了。失落，这些年青人失落似的离开了教会，那个最应该体现上帝对众生的关爱的地方。
有时我想，这是不是今天香港教会的光景呢？
我想起耶稣提到的那些小朋友：
「我们为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们唱哀歌，你们不捶胸。」（太十一17）
又记起上主给以赛亚先知的话：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赛六9）
面对着很多的长辈，有时我们真的像那些小朋友；看罢余牧你对马国明弟兄的公开信的回应，我在想：谁更像以赛亚？
新约学者、英国圣公会杜伦主教赖特，仿效鲁益斯为上世纪中叶的人写《反樸归真》那样，为二十一世纪初的年青人写了《纯．基督教》。在这本基督教入门书里，赖特提到四个回声，四个今日西方年青人追求向往的事物，而他说这四个回声正好指引着我们寻找那位爱我救我之主。我相信香港许多年青基督徒对此也有同感。这四个回声，就是：公义、灵性、关系，以及美。我初读此书，即拍案叫绝。绝者，不是小说的离奇剧情，也非悟出什么闻所未闻的大道理；而是，我第一次碰到有福音派的人（赖特是圣公会福音派领袖之一），向人传福音，第一件事就是提到公义，而且是社会公义！
我知道，你们那一辈，开突破，办工福，还成立了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等等各个服务社会，宣扬福音的机构。我也知道，你们当年活跃社运，什至比我们更激进。你们也为你们的理想，付上了不少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比你们也许「保守」得多。
我想起蔡元云医生为苏恩佩的《死亡，别狂傲》（复刻版，2008年，突破）所写的跋〈三十五年不止息的真情〉中的一段说话：「你（指苏恩佩）可能没有想过，当年突破的义工卢龙光、余达心，和同工梁家麟，现在都成为神学院院长……突破运动孕育了一代神国的工人，他们的身上盛载着你那甘心献身委身服侍神的真情」。我佩服你们那一辈人，在昔日艰难的日子，坚持将你们的理想实践出来。你们的热诚、毅力与恒心，我由衷敬佩。但也许，正正是我们自小看你们的书和杂志长大（我最多也是见识过《突破少年》而已，《突破》是上一代人的读物），今天，才会对你们这些教会领袖感到失望，如果还未对整个香港的华人教会失望的话。
梁文道和董启章在Youtube上的一个呼吁我们反高铁的节目里（梁文道董启章一月十五日决战立法会第一节：http://www.youtube.com/watch?v=ey0UgRTNrII ；第二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3UICcPUmnk&NR=1），提到「苦行」的青年人很厉害，因为他们竟然将超越的「宗教情操」、「精神向度」引入到这个有关城市规划的讨论里去：人的精神生活与他们生存的地方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梁文道说：「这是在香港这么多年的社运里都很少见到的，是很感人的，很震撼的」。余牧，你知道参与「苦行」的，有许多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吗？从事神学教育的你，知道「苦行」中也有在读的神学生吗？我很惊讶，为什么我们的教会领袖，居然没有谈这一点，反而是要由对宗教很友好但不是基督徒的梁文道一语道来呢？余牧，他们「苦行」，是呼唤着香港人的良知，在这个一切以金钱挂帅的大都会里，让我们反思我们的价值：难道，这个世界就只有经济发展；难道，这个城市所关心的就只有钱？试问，他们「苦行」，不是在效法基督吗？
天星也好、皇后也好、高铁也好；拆也好、不拆也好；建也好、不建也好。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们城市的病癥罢。我们呼喊，是因为香港快要病入膏肓了。「第四代」人要抗争，是因为不想这个城市被你们那一辈人断送了未来。余牧，如果你认为皇后码头应该清拆，如果你觉得高铁总站应该建在西九龙，你当然可以有你的立场，我也当然尊重。没有人要拿去你支持建高铁的自由！我期望你的，只是一双聆听的耳朵、一颗悲悯的心、一个哀伤的灵：
哀，哀那快要失去的土地空间与历史记忆；
悲，悲那受压迫、被剥削、遭迫迁的市民；
听，听那成千上万呼唤着公义与良知的声音！
回到开场白的第一个故事。余牧，我之所以要「话当年」，是想告诉你：当我反思自己在信仰路上的经历，多少挣扎，多少失望，但至今，仍然愿意留在基督有形的身体里面，即使现实中的教会是多么的叫人失望，我发现，那是因为，在我生命的历程里，遇到过不少这么愿意去聆听的长辈和朋友。即使他们不了解我，听不明白我的问题，那怕我再顶撞他们也好，再反对他们的看法也好，他们仍然不愠不火，耐心聆听。他们不怕我问问题，更鼓励我学习批判思考，反思信仰。是当年ISCF的同工也好，是念大学时的教授、牧师也好，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就连我的父亲（余牧，他曾是你的学生呢），最近也居然花了一个半小时，在网络长途电话（Skype）上，聆听我的解释，试图明白我为何质疑政府的高铁方案。我还劝他仔细读读马国明给你的公开信呢！即使他的看法与我不同，但起码，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有耐心聆听。
余院长，你不是写了一本书，题为《聆听》吗？
祝
新春快乐 主恩满溢！
晚辈
冯儁熙 敬上
（作者现于美国从事科学研究）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