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的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综合起来看，我国继续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因此，政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艰巨繁重。」¹ 对中国的家庭教会而言，在二○○九年第四季中亦发生了数宗备受关注的事件，突显?其中的社会矛盾。本文不打算从宗教迫害角度来探讨有关事件，反而希望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维稳」）的愿景来进行思考，并且带出一些我们值得注意的课题。

　　二○○九年九月十三日，山西省临汾市当局出动数百警力，以取缔非法建筑为由，对一所修建中的基督教会聚会处进行清拆，据报导，当时警察与在场信徒发生冲突，造成几十人受伤。² 其后，有关的临汾市家庭教会负责人杨荣丽和其他同工带领几千信徒去浮山县「看望」受伤的教徒，政府亦因教会这行动拘捕一些信徒。到九月十九日，临汾市公安局局长兼市秘书长李海潮与教会负责人杨荣丽及两位同工协商，临汾市政府答应重建浮山教会和赔偿被打伤的弟兄姊妹一百四十万元人民币，同时签署了赔偿协议。据报导，后来因为杨荣丽和众同工坚持先放人质后接收赔偿，并声言上访，有关政府人员认为这样的要求不能接受，因此拘捕了杨荣丽和其他同工，到十一月廿五日及三十日共有十位该教会的领袖因「非法占用农地」、「众扰乱交通秩序」的罪名被判以二至七年劳动教育或有期徒刑。³

　　二○○九年十一月一日，北京守望教会因为被迫于风雪中在北京海淀公园外进行户外崇拜而备受关注。从该教会发出的《告会众书》看见，它是由于「房东们自今年八月起就持续地受到北京海淀区有关部门从工商税务等各方面对他们的工作及生活所施加的压力。出于基督的爱，教会不愿意让房东承担本应由教会承担的压力」，因而「决定接受房东应有关部门要求提出的提前解除租房合同的请求，承诺于十月三十日从华杰（大厦）所租用的房屋中搬出。」⁴ 因着聚会地方的需要，教会建堂计划于二○○九年三月底正式启动。「不过，两次交易谈判，在谈判小组经教会授权让步到答应了业主的报价要求后，在我们在所定的期限内，我们再没有听到对方的回音。个中原因，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⁵ 因为以上的困难，守望教会惟有于十一月一日及八日在寒冷的天气下进行户外崇拜。当局在十一月八日更使用不准牧师出门、在公园干扰教会的音响设备的方法来尝试阻止守望教会聚会，但当天仍有数百会众出席，会众们亦没有因为受干扰而出现任何异常反应，聚会仍然平安有序的进行。⁶ 及后，北京市公安局赵姓处长约谈教会领袖，表示教会若继续在户外聚会，便是带有政治目的，而且许诺当局不干涉其进行室内敬拜活动，教会遂由十一月十五日重新租用其他地方进行聚会。⁷ 更令人欣慰的是，守望教会于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签约购置堂址，⁸ 笔者认为这或显示当局转为对教会采取较宽容政策的兆头。除了临汾及北京，上海的万邦教会也在去年第四季与政府当局发生受人注目的矛盾纠纷，不过上海的情况及发展与北京有类似的地方，故在此从略。

　　上述事件虽然都在二○○九年第四季发生，但笔者倾向不相信它们乃中央政府一次有计划打压家庭教会的行为。我们可以说二○○八年期间，政府智库有关家庭教会的探讨像是一个良好的讯息，预示政策有所改变，但到二○○九年，政策更新的进展明显停顿下来。既然没有政策改变的明显迹象，地方政府只是回归一贯对待家庭教会的政策。这并不需要中央的策划，而是他们的职责，只不过不同地方政府如何理解政策的落实及执法方式会有所不同，宽紧不一，效果也不一。另外，笔者认为，若当局真的是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受中央的「策划」，以农村严厉、城市妥协的方针来「对付」家庭教会，⁹ 临汾市政府根本不用提出协助重建及赔偿的和解条件，只要一直强硬下去便成。另外，北京守望教会也不是一朝一夕处在被迫迁的状态，而是很早前便有这情况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去年的情况其实是在国家的宗教策未有改变的前提下，家庭教会根本仍是「非法组织」，各地方政府对快速发展的家庭教会忧心忡忡，所以恒常尝试以不同方法压抑其发展，以免形成势力庞大的「非法组织」，使「维稳」工作有所疏失。但正正是这种「维稳」的心态，会引致政府对家庭教会的处理酿成社会冲突。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用「刚性稳定」来形容政府处理群众冲突的手法，对我们了解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很有帮助──虽然该研究并不是针对政教关系而提出。于氏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它「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况」。¹⁰ 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灰色中间地带和讨价还价的馀地，经常把一切民众利益表达方式当成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任何在其他国家被视为公民权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非稳定因素。」¹¹ 而且，政府因为「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仲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不能谋求纳入制度内予以解决」，惟有以「暴力压制或者通过某种策略消灭这些事件」。¹²

　　依从这理路思考，我们可说，家庭教会因着是「非法组织」，早已背负着「触犯法律」的「原罪」，时刻有落在强大政治压力之下的危险。政策其实已对他们不利，所以在这逻辑下，政府部门对他们的干预是「应然」的。不过，问题是宪法既赋予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情况下，家庭教会的领袖及信徒自然而然会产生对自身宗教信仰权利的诉求。只是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却会因着法规及管治手法的落后，使他们与政府当局之间缺少缓冲地带，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宗教迫害」。

　　于氏更指出，地方政府往往因为责任追究制而对任何「不稳定」的因素「惊慌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其目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是不了了之」。¹³ 若有关的报导确实，我们便会发现临汾的事件，正是这种「刚性稳定」思维的结果。政府当局首先以武力清拆家庭教会的「非法建筑」，继而在面对教会聚众抗议的情况下，便转而尝试以金钱解决有关问题，但当教会领袖不屈服，并声言以上访的方法闹大事件，当局便再次以强硬手段处理，要将这件教会原本希望上升至更高政府层次来处理的事件「不了了之」，停摆在他们可掌握的範围之中。于氏更慨叹，地方政府其实是「以稳定绑架中央政府……为了维护稳定，哪怕地方政府的行为违法，中央也必须予以谅解。」¹⁴

　　不过，从北京守望教会的经历看来，我们也可以寄望政府会有些许的改变，不完全运用「刚性稳定」的心态及做法来处理家庭教会问题。当政府当局的措施未能有效压制「非法」的家庭教会，反而引起教会群众的抵抗，教会群众也没有过激的行为时，当局便似乎回归原本的容忍状态，什或采取比以前稍为宽松的做法。于建嵘提出，相对于「刚性稳定」的是「韧性稳定」，它是「分权开放的、动态的、和平而有序的，而且是可以自我修复的。」¹⁵ 从守望教会的事件中，我们可见到动态、和平、及自我修复的迹象（虽然还谈不上分权开放，有法制秩序）。因此笔者期盼，若政府当局发现这些措施能令家庭教会成为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或许会进一步运用较宽松的方法来维稳，令家庭教会与政府的互动进入良性循环的「韧性稳定」中。

　　可是因着现行的宗教政策仍然未能有效处置家庭教会作为社会团体的存在事实，我们距离真正「韧性稳定」的状态仍远，政府与家庭教会将仍有断断续续的冲突。只是政府要有效处理家庭教会问题，避免当局持续与信教民众发生无谓的冲突，宗教政策的改变应仍是未来最合理的选择。政府或许真正不放心的，是家庭教会作为一个其威权不能掌控的社会群体，对它会产生潜在威胁。但当局应该明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及资讯科技的发达，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其实已快速产生，打压行动只会愈来愈难取得成功，而且会令政府的管治威信受损。笔者建议，教会在面对政府的重重疑虑时，更加需要耐心及爱心。我们要对真理及公义有所坚持，我们也要在互动的过程中坚持爱心、良善、温柔与和平。范亚峰便指出守望教会及万邦教会在这次事件取得较好的效果，是因为他们有「比较恰当的应对，并表现了足够的善意……〔他们〕都充分体会政府的难处，为和谐社会切切实实表现出爱心和公义。」¹⁶ 如此，教会在这方面的节制和忍耐，或可以成为促进政策改变的因素，让现在仍以威权体制管治的政府，慢慢掌握与民间组织相处互动的方法及程序。

　　若教会以平和的精神行事仍处处受亏待，那么便让我们谨记使徒彼得的鼓励：「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前2:18-21）初期教会面对称雄称霸的罗马帝国的见证及生命，值得我们思考及步武。并且，任何一个统治者也会明白，若他的管治存在愈多的不合理性，只会愈销蚀他的威信，对他只会有害无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告诉笔者，我们应可期待政府与教会的互动，总体会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社会无可避免产生很多矛盾及问题，教会（无论是「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其实可以在这些矛盾和问题上，发挥安慰及稳定的作用。恰巧的是，家庭教会自身也是处于与政府的矛盾中间。家庭教会若继续以基督的爱、服侍、秉持真理及公义的精神与政府互动，这不单是对社会的一种服侍，也是对精神紧绷的政府当局的一种心灵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