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家主席胡錦濤在今年的政協新年茶話會上指出，「綜合起來看，我國繼續處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社會矛盾凸顯期」。因此，政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任務艱巨繁重。」¹ 對中國的家庭教會而言，在二○○九年第四季中亦發生了數宗備受關注的事件，突顯?其中的社會矛盾。本文不打算從宗教迫害角度來探討有關事件，反而希望從政府維護社會穩定（「維穩」）的願景來進行思考，並且帶出一些我們值得注意的課題。

　　二○○九年九月十三日，山西省臨汾市當局出動數百警力，以取締非法建築為由，對一所修建中的基督教會聚會處進行清拆，據報導，當時警察與在場信徒發生衝突，造成幾十人受傷。² 其後，有關的臨汾市家庭教會負責人楊榮麗和其他同工帶領幾千信徒去浮山縣「看望」受傷的教徒，政府亦因教會這行動拘捕一些信徒。到九月十九日，臨汾市公安局局長兼市秘書長李海潮與教會負責人楊榮麗及兩位同工協商，臨汾市政府答應重建浮山教會和賠償被打傷的弟兄姊妹一百四十萬元人民幣，同時簽署了賠償協議。據報導，後來因為楊榮麗和眾同工堅持先放人質後接收賠償，並聲言上訪，有關政府人員認為這樣的要求不能接受，因此拘捕了楊榮麗和其他同工，到十一月廿五日及三十日共有十位該教會的領袖因「非法佔用農地」、「眾擾亂交通秩序」的罪名被判以二至七年勞動教育或有期徒刑。³

　　二○○九年十一月一日，北京守望教會因為被迫於風雪中在北京海淀公園外進行戶外崇拜而備受關注。從該教會發出的《告會眾書》看見，它是由於「房東們自今年八月起就持續地受到北京海澱區有關部門從工商稅務等各方面對他們的工作及生活所施加的壓力。出於基督的愛，教會不願意讓房東承擔本應由教會承擔的壓力」，因而「決定接受房東應有關部門要求提出的提前解除租房合同的請求，承諾於十月三十日從華杰（大廈）所租用的房屋中搬出。」⁴ 因著聚會地方的需要，教會建堂計劃於二○○九年三月底正式啟動。「不過，兩次交易談判，在談判小組經教會授權讓步到答應了業主的報價要求後，在我們在所定的期限內，我們再沒有聽到對方的回音。個中原因，我們目前還不得而知。」⁵ 因為以上的困難，守望教會惟有於十一月一日及八日在寒冷的天氣下進行戶外崇拜。當局在十一月八日更使用不准牧師出門、在公園干擾教會的音響設備的方法來嘗試阻止守望教會聚會，但當天仍有數百會眾出席，會眾們亦沒有因為受干擾而出現任何異常反應，聚會仍然平安有序的進行。⁶ 及後，北京市公安局趙姓處長約談教會領袖，表示教會若繼續在戶外聚會，便是帶有政治目的，而且許諾當局不干涉其進行室內敬拜活動，教會遂由十一月十五日重新租用其他地方進行聚會。⁷ 更令人欣慰的是，守望教會於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簽約購置堂址，⁸ 筆者認為這或顯示當局轉為對教會採取較寬容政策的兆頭。除了臨汾及北京，上海的萬邦教會也在去年第四季與政府當局發生受人注目的矛盾糾紛，不過上海的情況及發展與北京有類似的地方，故在此從略。

　　上述事件雖然都在二○○九年第四季發生，但筆者傾向不相信它們乃中央政府一次有計劃打壓家庭教會的行為。我們可以說二○○八年期間，政府智庫有關家庭教會的探討像是一個良好的訊息，預示政策有所改變，但到二○○九年，政策更新的進展明顯停頓下來。既然沒有政策改變的明顯跡象，地方政府只是回歸一貫對待家庭教會的政策。這並不需要中央的策劃，而是他們的職責，只不過不同地方政府如何理解政策的落實及執法方式會有所不同，寬緊不一，效果也不一。另外，筆者認為，若當局真的是如一些評論者所言，受中央的「策劃」，以農村嚴厲、城市妥協的方針來「對付」家庭教會，⁹ 臨汾市政府根本不用提出協助重建及賠償的和解條件，只要一直強硬下去便成。另外，北京守望教會也不是一朝一夕處在被迫遷的狀態，而是很早前便有這情況存在。因此筆者認為，去年的情況其實是在國家的宗教策未有改變的前提下，家庭教會根本仍是「非法組織」，各地方政府對快速發展的家庭教會憂心忡忡，所以恆常嘗試以不同方法壓抑其發展，以免形成勢力龐大的「非法組織」，使「維穩」工作有所疏失。但正正是這種「維穩」的心態，會引致政府對家庭教會的處理釀成社會衝突。

　　筆者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用「剛性穩定」來形容政府處理群眾衝突的手法，對我們了解政府對家庭教會的打壓很有幫助──雖然該研究並不是針對政教關係而提出。于氏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穩定是一種「剛性穩定」，它「主要是指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缺乏必要的韌性和延展性，沒有緩衝地帶，執政者時刻處於高度的緊張狀況」。¹⁰ 在這種狀況下，「社會管治的方式總是簡單化和絕對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沒有灰色中間地帶和討價還價的餘地，經常把一切民眾利益表達方式當成對社會管治秩序的破壞……任何在其他國家被視為公民權的行為，都有可能被視為非穩定因素。」¹¹ 而且，政府因為「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仲介組織在矛盾調解和糾紛化解中的作用」，「不能謀求納入制度內予以解決」，惟有以「暴力壓制或者通過某種策略消滅這些事件」。¹²

　　依從這理路思考，我們可說，家庭教會因著是「非法組織」，早已背負著「觸犯法律」的「原罪」，時刻有落在強大政治壓力之下的危險。政策其實已對他們不利，所以在這邏輯下，政府部門對他們的干預是「應然」的。不過，問題是憲法既賦予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在改革開放後的社會情況下，家庭教會的領袖及信徒自然而然會產生對自身宗教信仰權利的訴求。只是他們對自身權利的追求，卻會因著法規及管治手法的落後，使他們與政府當局之間缺少緩衝地帶，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與衝突，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宗教迫害」。

　　于氏更指出，地方政府往往因為責任追究制而對任何「不穩定」的因素「驚慌失措」，「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採取暴力就是靠無原則的收買解決問題，其目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後是不了了之」。¹³ 若有關的報導確實，我們便會發現臨汾的事件，正是這種「剛性穩定」思維的結果。政府當局首先以武力清拆家庭教會的「非法建築」，繼而在面對教會聚眾抗議的情況下，便轉而嘗試以金錢解決有關問題，但當教會領袖不屈服，並聲言以上訪的方法鬧大事件，當局便再次以強硬手段處理，要將這件教會原本希望上升至更高政府層次來處理的事件「不了了之」，停擺在他們可掌握的範圍之中。于氏更慨嘆，地方政府其實是「以穩定綁架中央政府……為了維護穩定，哪怕地方政府的行為違法，中央也必須予以諒解。」¹⁴

　　不過，從北京守望教會的經歷看來，我們也可以寄望政府會有些許的改變，不完全運用「剛性穩定」的心態及做法來處理家庭教會問題。當政府當局的措施未能有效壓制「非法」的家庭教會，反而引起教會群眾的抵抗，教會群眾也沒有過激的行為時，當局便似乎回歸原本的容忍狀態，甚或採取比以前稍為寬鬆的做法。于建嶸提出，相對於「剛性穩定」的是「韌性穩定」，它是「分權開放的、動態的、和平而有序的，而且是可以自我修復的。」¹⁵ 從守望教會的事件中，我們可見到動態、和平、及自我修復的跡象（雖然還談不上分權開放，有法制秩序）。因此筆者期盼，若政府當局發現這些措施能令家庭教會成為社會穩定的積極因素，或許會進一步運用較寬鬆的方法來維穩，令家庭教會與政府的互動進入良性循環的「韌性穩定」中。

　　可是因著現行的宗教政策仍然未能有效處置家庭教會作為社會團體的存在事實，我們距離真正「韌性穩定」的狀態仍遠，政府與家庭教會將仍有斷斷續續的衝突。只是政府要有效處理家庭教會問題，避免當局持續與信教民眾發生無謂的衝突，宗教政策的改變應仍是未來最合理的選擇。政府或許真正不放心的，是家庭教會作為一個其威權不能掌控的社會群體，對它會產生潛在威脅。但當局應該明白，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及資訊科技的發達，形形色色的社會群體其實已快速產生，打壓行動只會愈來愈難取得成功，而且會令政府的管治威信受損。筆者建議，教會在面對政府的重重疑慮時，更加需要耐心及愛心。我們要對真理及公義有所堅持，我們也要在互動的過程中堅持愛心、良善、溫柔與和平。范亞峰便指出守望教會及萬邦教會在這次事件取得較好的效果，是因為他們有「比較恰當的應對，並表現了足夠的善意……〔他們〕都充分體會政府的難處，為和諧社會切切實實表現出愛心和公義。」¹⁶ 如此，教會在這方面的節制和忍耐，或可以成為促進政策改變的因素，讓現在仍以威權體制管治的政府，慢慢掌握與民間組織相處互動的方法及程序。

　　若教會以平和的精神行事仍處處受虧待，那麼便讓我們謹記使徒彼得的鼓勵：「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彼前2:18-21）初期教會面對稱雄稱霸的羅馬帝國的見證及生命，值得我們思考及步武。並且，任何一個統治者也會明白，若他的管治存在愈多的不合理性，只會愈銷蝕他的威信，對他只會有害無益。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告訴筆者，我們應可期待政府與教會的互動，總體會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

　　當今中國的快速發展，使社會無可避免產生很多矛盾及問題，教會（無論是「三自」教會或家庭教會）其實可以在這些矛盾和問題上，發揮安慰及穩定的作用。恰巧的是，家庭教會自身也是處於與政府的矛盾中間。家庭教會若繼續以基督的愛、服侍、秉持真理及公義的精神與政府互動，這不單是對社會的一種服侍，也是對精神緊繃的政府當局的一種心靈醫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