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德慧文化主办「神学与我」讲座系列第一讲「How should we then live?」已于上周四晚（一月廿八日）举行，由突破机构青年媒体经理梁柏坚主讲，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思想（神学与文化）教授邓绍光博士回应，探讨年轻一代在香港的处境，以及信仰和神学的出路。聚会吸引约七十人参与。

梁柏坚（右图）提出，「八十后」是含有贬义的内地用语，现时这个用语与吕大乐的「第四代港人」结合。他认为，世代论本身是一个「好大略」的做法，若要探讨世代，可从差异与相似入手，当中集体经历、大时代的转折及制度的转变，是不可忽略。就此讲座题目，他拆解成「Then」、「Should」、We」、「Live」、「How」五部分解说。

青年反高铁之信息

在「Then」上，就是问日后会怎样，并且由那里出发（起点），讲的是旅程，也就是问「青年人反高铁给予我们怎样的信息？」于此，梁柏坚分享四个进程：

第一，「从独善其身到社会公义」，在反高铁集会中，十多位年轻人高喊「细个教我仁义礼智，大个要我埋没良知」，就是问道德教育是否只是个人修养的範围，更深的是问「耶稣是否只是个人的救主」。按冯炜文结构性罪恶的观念，香港已充斥此罪恶：对巴基斯坦少数族裔的歧视便是一例。

第二，「从标签到面孔」，高铁事件让我们从客体化、消费性的标签描述回到主体的表达，让我们明白这群年轻人是立体的人。柏坚表示，《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易地而处，肯定、尊重别人：「反高铁青年虽为小众，但是否人少说话就没有力量？当然不是，如果那（些）人讲的是道理，就『留得低』」。

第三，「从指指点点到实际行动」， 反高铁青年将我们从评价引到抉择行动上，问我们会站在那一方。

第四，「从按章执行到择善固执」，反高铁事件引领我们思想从训练公务员的固有思维方式──等候指令，然后执行，进到对事情或对过程的判断。

在「Should」上，反高铁青年人问我们应该怎样，并问我们「这个『应该』是谁的『应该』」。在「We」上，反高铁事件呈现的分众标签正与上帝创造的众生平等相对，「We」就是问「谁是我们」，并且如何谦卑地接纳异已。在「Live」上，就是问「怎样才算是生活」，生活的素质是什么，梁柏坚说「如果『发展』会破坏生活时，这仍是发展吗？」。最后，在「How」上，就是问我们「要如何做」，梁柏坚认为爱与公义是引领生活的关键，是互补并互相呈现：「在没有爱的地方，你去爱，那就是以公义批评社会；在没有公义的地方，你说出一句公道话，那就是对受压迫者奉上一份爱的安慰。」

邓绍光（左）、梁伯坚

邓绍光则从自省开始，就「Ｈow should we then live？」发问一连串的问题。在「Then」上，第一：事情发生后，生活素质上有否丝毫改变，抑或只沿用过往的方式思考，什至采取行动，将异己声音或生活消灭；第二：如何理解已发生的事情，是按着怎样的世界观、价值去分析和审视那些八十后出生的一代人呢？会否从信仰的眼界去看？

在「We」上，第一：「我们」可否代表所有的个体或世代，抑或相信「我们」应该代表所有个体和世代，认为八十后一代人什至八十岁后菜园村的老人家不懂得生活和做人（无知、无能，需要援手），就告诉他们应该相信什么，应该怎样生活？若此，那是家长式的指导；第二：「我们」是否教会？是属于哪一类的教会（哪一阶层）？教会里应有不同的面貌、展现，「我们」是属于哪种面貌，并有怎样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价值观有分别么？

在「Live」上，第一：对六十后出世生活好好的人，是否只是代年青人问应当如何生活下去？其实，「我们」应该反问自己（如第二代人）什或教会应该怎样生活。邓绍光引用陈云所言「八十后的一代是为我们赎罪，勇敢地做出了我们第二代香港人不敢做的事情」，八十后青年反高铁又是否足够叫第二代信徒自省，自觉需要坚守应有的价值；第二：「我们」教会提供怎样的空间给下一代，让他们形成自己独特的信仰生活与价值。「我们」有否扭曲下一代的生命？会否有更多包容、空间和可能性呢？邓绍光说：「被纯化的不是基督徒！」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