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德慧文化主辦「神學與我」講座系列第一講「How should we then live?」已於上週四晚（一月廿八日）舉行，由突破機構青年媒體經理梁柏堅主講，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鄧紹光博士回應，探討年輕一代在香港的處境，以及信仰和神學的出路。聚會吸引約七十人參與。

梁柏堅（右圖）提出，「八十後」是含有貶義的內地用語，現時這個用語與呂大樂的「第四代港人」結合。他認為，世代論本身是一個「好大略」的做法，若要探討世代，可從差異與相似入手，當中集體經歷、大時代的轉折及制度的轉變，是不可忽略。就此講座題目，他拆解成「Then」、「Should」、We」、「Live」、「How」五部分解說。

青年反高鐵之信息

在「Then」上，就是問日後會怎樣，並且由那裡出發（起點），講的是旅程，也就是問「青年人反高鐵給予我們怎樣的信息？」於此，梁柏堅分享四個進程：

第一，「從獨善其身到社會公義」，在反高鐵集會中，十多位年輕人高喊「細個教我仁義禮智，大個要我埋沒良知」，就是問道德教育是否只是個人修養的範圍，更深的是問「耶穌是否只是個人的救主」。按馮煒文結構性罪惡的觀念，香港已充斥此罪惡：對巴基斯坦少數族裔的歧視便是一例。

第二，「從標籤到面孔」，高鐵事件讓我們從客體化、消費性的標籤描述回到主體的表達，讓我們明白這群年輕人是立體的人。柏堅表示，《聖經》也教導我們要易地而處，肯定、尊重別人：「反高鐵青年雖為小眾，但是否人少說話就沒有力量？當然不是，如果那（些）人講的是道理，就『留得低』」。

第三，「從指指點點到實際行動」， 反高鐵青年將我們從評價引到抉擇行動上，問我們會站在那一方。

第四，「從按章執行到擇善固執」，反高鐵事件引領我們思想從訓練公務員的固有思維方式──等候指令，然後執行，進到對事情或對過程的判斷。

在「Should」上，反高鐵青年人問我們應該怎樣，並問我們「這個『應該』是誰的『應該』」。在「We」上，反高鐵事件呈現的分眾標籤正與上帝創造的眾生平等相對，「We」就是問「誰是我們」，並且如何謙卑地接納異已。在「Live」上，就是問「怎樣才算是生活」，生活的素質是甚麼，梁柏堅說「如果『發展』會破壞生活時，這仍是發展嗎？」。最後，在「How」上，就是問我們「要如何做」，梁柏堅認為愛與公義是引領生活的關鍵，是互補並互相呈現：「在沒有愛的地方，你去愛，那就是以公義批評社會；在沒有公義的地方，你說出一句公道話，那就是對受壓迫者奉上一份愛的安慰。」

鄧紹光（左）、梁伯堅

鄧紹光則從自省開始，就「Ｈow should we then live？」發問一連串的問題。在「Then」上，第一：事情發生後，生活素質上有否絲毫改變，抑或只沿用過往的方式思考，甚至採取行動，將異己聲音或生活消滅；第二：如何理解已發生的事情，是按著怎樣的世界觀、價值去分析和審視那些八十後出生的一代人呢？會否從信仰的眼界去看？

在「We」上，第一：「我們」可否代表所有的個體或世代，抑或相信「我們」應該代表所有個體和世代，認為八十後一代人甚至八十歲後菜園村的老人家不懂得生活和做人（無知、無能，需要援手），就告訴他們應該相信甚麼，應該怎樣生活？若此，那是家長式的指導；第二：「我們」是否教會？是屬於哪一類的教會（哪一階層）？教會裡應有不同的面貌、展現，「我們」是屬於哪種面貌，並有怎樣的價值觀？與社會的價值觀有分別麼？

在「Live」上，第一：對六十後出世生活好好的人，是否只是代年青人問應當如何生活下去？其實，「我們」應該反問自己（如第二代人）甚或教會應該怎樣生活。鄧紹光引用陳雲所言「八十後的一代是為我們贖罪，勇敢地做出了我們第二代香港人不敢做的事情」，八十後青年反高鐵又是否足夠叫第二代信徒自省，自覺需要堅守應有的價值；第二：「我們」教會提供怎樣的空間給下一代，讓他們形成自己獨特的信仰生活與價值。「我們」有否扭曲下一代的生命？會否有更多包容、空間和可能性呢？鄧紹光說：「被純化的不是基督徒！」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