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华人教会领袖喜欢与否，我们正身处于「新锐文化」（emerging culture）或「后现代」（postmodern）的场景中服侍。香港「八十后」的现象，特别是近期「反高铁运动」说明了「后现代」文化向「现代化」管理思维的冲击。
一直以来，本港华人教会的管治模式深受社会的主流价值影响，殖民地年代是「威权式领导」（或家长式管治），特区政府年代，则奉行效能式企业管理。当政府、学校、社福机构纷纷采用时尚的管治模式，教会（泛指地方堂会、机构、神学院、差会等）的运作也呈现了讲求业绩、CEO治会等现象。堂会发展论（或机构发展论）的思考是更多实质数目的增长就等同成功，我们为下一代留下的更宏伟的基建，我们所作的是他/她们需要的。然而，「八十后」却不要「中环价值」，并不认同所谓「上位塞车论」，更多关注社会公义、贫富不均、气候变化、文化保育等。
教会的「八十后」与社会的「八十后」相同多于相异，他／她们自然不会在堂会「搞事」或「起义」，因为这不是他/她们的「场」或 party，无谓令父母辈或uncle、auntie失面子。不少青少年工作者反映这些教会下一代会内较 passive，声音不多。真象是否这样？当然，任何概括性描述也有例外，笔者也无意美化、丑化或标签化这群人士。
教会当然不会发生「世代战争」，笔者只想说明当社会朝向更多元化发展，「价值的冲突」（clash of values）是社会内（包括教会在内）要处理的深层次矛盾。当政府（或堂会领导层）凡事要依足程序按计划行事，「八十后」更喜欢的是「即兴发挥」。「八十后」兴之所致，就能透过 Facebook 组成社群，随时有所行动。「五十后」倾向长期规划，「八十后」则奉行「弹性计划」（心中有初稿，行动按实际场景演变而有不同的反应，这是Online Game 的训练）。
当堂会关注的是本身发展，如人数增长或事工发展，「八十后」会反问：「这些是否是天国的议程？」他／她们的成长，使他／她们更多关注「公共」课题。教会的「八十后」在此感到困惑与无奈，因为大多堂会把信仰演绎为私有化、消费化或事工化等。基督信仰如何落实于公共空间，这是「八十后」会提问与思考的。
这就涉及教会文化，「五十后」主导与主政的堂会，有否建创空间或平台，让「八十后」随意问、认真想、创意做？答案是显然而见，笔者不认为每间堂会要成为「八十后」为主的；然而连三数间由「八十后」主导的堂会与机构也没有，则是整体教会的悲哀。华人教会的「世代」问题，笔者的观察较社会更为严重，「五十后」对「八十后」或下一代的不信任，也没有刻意培育，在我们教会文化薰陶下的青成年只能生存于堂会空间，走进了公共空间，或自动「变脸」、或自我安慰说：「这世界非我家」！（待续）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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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