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華人教會領袖喜歡與否，我們正身處於「新銳文化」（emerging culture）或「後現代」（postmodern）的場景中服侍。香港「八十後」的現象，特別是近期「反高鐵運動」說明了「後現代」文化向「現代化」管理思維的衝擊。
一直以來，本港華人教會的管治模式深受社會的主流價值影響，殖民地年代是「威權式領導」（或家長式管治），特區政府年代，則奉行效能式企業管理。當政府、學校、社福機構紛紛採用時尚的管治模式，教會（泛指地方堂會、機構、神學院、差會等）的運作也呈現了講求業績、CEO治會等現象。堂會發展論（或機構發展論）的思考是更多實質數目的增長就等同成功，我們為下一代留下的更宏偉的基建，我們所作的是他/她們需要的。然而，「八十後」卻不要「中環價值」，並不認同所謂「上位塞車論」，更多關注社會公義、貧富不均、氣候變化、文化保育等。
教會的「八十後」與社會的「八十後」相同多於相異，他／她們自然不會在堂會「搞事」或「起義」，因為這不是他/她們的「場」或 party，無謂令父母輩或uncle、auntie失面子。不少青少年工作者反映這些教會下一代會內較 passive，聲音不多。真象是否這樣？當然，任何概括性描述也有例外，筆者也無意美化、醜化或標籤化這群人士。
教會當然不會發生「世代戰爭」，筆者只想說明當社會朝向更多元化發展，「價值的衝突」（clash of values）是社會內（包括教會在內）要處理的深層次矛盾。當政府（或堂會領導層）凡事要依足程序按計劃行事，「八十後」更喜歡的是「即興發揮」。「八十後」興之所致，就能透過 Facebook 組成社群，隨時有所行動。「五十後」傾向長期規劃，「八十後」則奉行「彈性計劃」（心中有初稿，行動按實際場景演變而有不同的反應，這是Online Game 的訓練）。
當堂會關注的是本身發展，如人數增長或事工發展，「八十後」會反問：「這些是否是天國的議程？」他／她們的成長，使他／她們更多關注「公共」課題。教會的「八十後」在此感到困惑與無奈，因為大多堂會把信仰演繹為私有化、消費化或事工化等。基督信仰如何落實於公共空間，這是「八十後」會提問與思考的。
這就涉及教會文化，「五十後」主導與主政的堂會，有否建創空間或平台，讓「八十後」隨意問、認真想、創意做？答案是顯然而見，筆者不認為每間堂會要成為「八十後」為主的；然而連三數間由「八十後」主導的堂會與機構也沒有，則是整體教會的悲哀。華人教會的「世代」問題，筆者的觀察較社會更為嚴重，「五十後」對「八十後」或下一代的不信任，也沒有刻意培育，在我們教會文化薰陶下的青成年只能生存於堂會空間，走進了公共空間，或自動「變臉」、或自我安慰說：「這世界非我家」！（待續）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相關文章：胡志偉：教會對「八十後」的思考（一｜二｜三｜完結篇）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