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九日我在报摊惊见出名低俗的某周刊以「80后女神陈巧文晒箩示威」为封面，身后传来两名路经老妇的对话：「唓，个箩好靓咩！」，我听得出那是同性之间充满妒嫉的不屑。我不禁怀疑，即使相中人是她们的孙女，她们也只会责备她：「衰女包，边个叫妳唔着衫通屋走，抵妳畀人睇蚀晒啦！」幸好，香港还有明光社，他们火速行动发出谴责声明，并呼吁市民向私隐专员公署、影视处、报业评议会等相关组织投诉。问题是：这是一宗无耻传媒不守规矩、侵犯个人私隐的独立个案吗？
杂志内文将陈巧文的私生活起底，惯常地小题大做、大灑盐花，并将她的刷牙照跟周秀娜相提并论。传媒将陈巧文「o靓模化」不是始于今天，她接受电台访问，主持也暧昧地借故请她评比周秀娜。更令人发指的是，早前有网民在香港警察讨论区留言，威胁用「分分钟有BB」的方式「招呼」陈巧文。陈巧文的性特质（sexuality）、她的身体，成为被攻击、打压、迫害、淫辱的焦点，这就是典型的「暴力」（violence），而暴力跟身体分不开、也跟政治分不开。
思考身体和暴力
香港大学的吕大乐教授一月十九日在《信报》为文，评论十六日晚上立法会外发生的事件，指「围堵」立法会大楼已经等同「冲击」议会民主，超出了和平抗争的範围。吕大乐更苦口婆心劝组织者要负责任，防止新闻镜头下那些「暴力」场面的出现：「假如大会不阻止所谓一时冲动的爆发，也就基本上认同了这种行动」。但既然吕大乐心知肚明所谓「组织者」、「大会」都「有名无实」，在场人士最多只是由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衍生出来的即兴群众，他这番话对年轻人有什么含意？吕大乐什至批评所有站在示威者一边、替他们说好话的人，都不过是提供「没有成本的掌声」，实质效果是在煽风点火。对我们这些旁观者而言，他这番话又有什么含意？
吕大乐的言论引起林行止先生翌日在专栏里含蓄的反驳。林行止表达的不是对暴力的姑息，而是对追求公义的、情急拚命的青年更大的体谅和宽容，对逼不得已的「激进」发展的惋惜。有传吕大乐被特区委以重任，研究八十后现象，并出谋献策，自认「保守」、属于「第二代香港人」的吕大乐，试问能否聆听年轻人，尊重他们的心声？
去年二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在出席典礼致词时说：「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他的说话被一些人误解为盲目的「锄强扶弱」，但这忽略了处境和听众。村上春树的目的是讽刺不断空袭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以色列政府，不是要制定一条道德律；他解释得很清楚，体制（System）就是高墙，人民则是鸡蛋。
吕大乐说：「规範与秩序并不只是一方的压迫工具，它同时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单只会束缚我们，而是也可限制反对我们的人。全面否定规範与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村上春树说：「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逼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所以，吕大乐同不少香港人（包括特首曾荫权和李少光局长），只看到鸡蛋／人民的「暴力」，看不到高墙／体制的「暴力」；只看到向前冲的「暴民」，看不到铁马的高墙。当鸡蛋碰上高墙，谁「阻碍」谁？不要忘记，今次人民却连鸡蛋也没有带上街！
村上春树问：「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吕大乐的文章，对我们又有什么价值？「以卵击石」的逻辑结论就是暴民咎由自取，我们可否说，吕大乐的论调令下次社会运动出现任何「暴力」时，政府以火速强硬手段「镇压」变得顺理成章？
非暴力的暴力
整个「体制」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残酷（organised cruelty），人对人的，以及人对非人的。很多香港人只识得流人血的才叫「暴力」，对不流人血的「非暴力暴力」（non-violent violence）视而不见：即时危害你身家性命财产安全的就是暴力，慢慢杀死妳、夺去妳身体的就不是。但从女性主义角度，暴力跟身体分不开，所以暴力必然在身体留下印记。拾荒老妇扭曲的身躯就是暴力的见证，不需等到她在马路上被汽车辗过。可恨的是，香港人有时连那具尸体也不多看一眼，体制定性它为一宗交通意外，不是资本主义杀人事件！
已故美国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艾莉斯杨（Iris Marion Young）在《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台北：商周出版）提出，使人无家可归是最不能容忍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暴行之一。人栖居（dwelling）于家（home）、而非屋（house），这个「家」是身体和关系的延续，是生命诞生和养育、生活和回忆的地方。反高铁、保菜园村，就是维护家庭啊！为什么这个简单的道理，香港人（包括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为什么连基督徒都不明白，政府最多提供徙置，教会却有责任庇护无家可归的人？
艾莉斯杨描述的「家园」与「秩序」对垒——无论是经济发展的铁律，或是不文明议会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或是警察叫妳停就停的规矩——在人类历史上重复出现，而往往女性就是在这个保护家中老幼的抗争中成为牺牲者，她们如母亲为保护体内的胎儿而奋不顾身，因此也最容易吸引其他女性的自然同情！在菜园村的抗争中，我看到姊妹们团结一致，有被逼走在前线的高春香，负担起十字架的刘剑玲，在立法会外煮汤圆的婶婶，手拿大声公指挥群众冷静的女孩，也有久违了的胡露茜派发食水为运动参加者打气。我不是说，这是一场女人对男人的抗争，因为议会内有颈上挂着十字架的主内姊妹郑汝桦，也有坚持按议事规则、秉公办理的刘慧卿。我是说，这场斗争可悲之处是女人不能幸免，可幸之处也是因为有女人在其中；不是由男人完全话事，我们才有机会被母性感动、社会的良知被呼唤。
暴力的非暴力
什么才是「非暴力抗争」（non-violent resistance）？如果有「非暴力的暴力」，「暴力的非暴力」（violent non-violence）又是否可能、什至必须？这是个极端危险、却不能迴避的问题。当推土机进入菜园村，怎样的肢体抗争才是「非暴力」？
一月十六日当晚，究竟是示威者围堵立法会，还是警察围堵示威者？警察在维持秩序，还是挑釁混乱？无论坐或企也可以被视为非法暴力，只要妳在不应该的地方坐或企。只要有肢体，就可以有暴力；唯一避免暴力的方法是抽离身体，例如，自己在家中静坐抗议！非暴力抗争必须有身体，否则充满象征意义的对抗行为（symbolic act of resistance），就变成单纯符号上、象征式、什至自欺欺人的抗议（symbolic resistance）；例如，古斌最近在不少文章里面，便把「激进」定义为对符号秩序的颠覆和「误读」。也是这个原因令艾莉斯杨觉得，需要从后结构主义者手上、从文本的解构中，使身体和主体性复活。
从女性主义和基督教神学角度，所有暴力都缺乏「合法性」（illegitimate），不是警察的暴力就对、市民的暴力就错。政府垄断了武力的使用，警力充满专断的酌情权（discretionary and arbitrary），任由现场指挥官按需要作专业判断，可以向未经审讯的市民即时「行刑」，破坏秩序者事后还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非暴力抗争者坚持否定「以暴易暴」的循环，特别因为我们意识到，反对暴力的人也不能跟暴力划清界线，因为「激烈」和「暴力」之间没有界限：拉扯铁马，但没有用铁马攻击警员，是不是暴力？在外国，毁坏公物也可以算和平（虽然犯法）。
陈巧文曾对着镜头高呼：「拉了一个陈巧文，还有千千万万个陈巧文。」大众嘲笑她妄自尊大，但她道出了所有参加社会直接行动的女性的命运：我们都是带着肉身和情感（embodied），愤怒与恐惧、喜与哀，以「私人」全部投入「公共」，不能再有所保留。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仔」，她的身体必然是暴力侵犯禁锢的对象，也是她唯一的「武器」！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