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九日我在報攤驚見出名低俗的某週刊以「80後女神陳巧文晒籮示威」為封面，身後傳來兩名路經老婦的對話：「唓，個籮好靚咩！」，我聽得出那是同性之間充滿妒嫉的不屑。我不禁懷疑，即使相中人是她們的孫女，她們也只會責備她：「衰女包，邊個叫妳唔著衫通屋走，抵妳畀人睇蝕晒啦！」幸好，香港還有明光社，他們火速行動發出譴責聲明，並呼籲市民向私隱專員公署、影視處、報業評議會等相關組織投訴。問題是：這是一宗無恥傳媒不守規矩、侵犯個人私隱的獨立個案嗎？
雜誌內文將陳巧文的私生活起底，慣常地小題大做、大灑鹽花，並將她的刷牙照跟周秀娜相提並論。傳媒將陳巧文「o靚模化」不是始於今天，她接受電台訪問，主持也曖昧地借故請她評比周秀娜。更令人髮指的是，早前有網民在香港警察討論區留言，威脅用「分分鐘有BB」的方式「招呼」陳巧文。陳巧文的性特質（sexuality）、她的身體，成為被攻擊、打壓、迫害、淫辱的焦點，這就是典型的「暴力」（violence），而暴力跟身體分不開、也跟政治分不開。
思考身體和暴力
香港大學的呂大樂教授一月十九日在《信報》為文，評論十六日晚上立法會外發生的事件，指「圍堵」立法會大樓已經等同「衝擊」議會民主，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呂大樂更苦口婆心勸組織者要負責任，防止新聞鏡頭下那些「暴力」場面的出現：「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但既然呂大樂心知肚明所謂「組織者」、「大會」都「有名無實」，在場人士最多只是由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衍生出來的即興群眾，他這番話對年輕人有甚麼含意？呂大樂甚至批評所有站在示威者一邊、替他們說好話的人，都不過是提供「沒有成本的掌聲」，實質效果是在煽風點火。對我們這些旁觀者而言，他這番話又有甚麼含意？
呂大樂的言論引起林行止先生翌日在專欄裡含蓄的反駁。林行止表達的不是對暴力的姑息，而是對追求公義的、情急拚命的青年更大的體諒和寬容，對逼不得已的「激進」發展的惋惜。有傳呂大樂被特區委以重任，研究八十後現象，並出謀獻策，自認「保守」、屬於「第二代香港人」的呂大樂，試問能否聆聽年輕人，尊重他們的心聲？
去年二月，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在出席典禮致詞時說：「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他的說話被一些人誤解為盲目的「鋤強扶弱」，但這忽略了處境和聽眾。村上春樹的目的是諷刺不斷空襲屠殺巴勒斯坦平民的以色列政府，不是要制定一條道德律；他解釋得很清楚，體制（System）就是高牆，人民則是雞蛋。
呂大樂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但村上春樹說：「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逼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所以，呂大樂同不少香港人（包括特首曾蔭權和李少光局長），只看到雞蛋／人民的「暴力」，看不到高牆／體制的「暴力」；只看到向前衝的「暴民」，看不到鐵馬的高牆。當雞蛋碰上高牆，誰「阻礙」誰？不要忘記，今次人民卻連雞蛋也沒有帶上街！
村上春樹問：「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呂大樂的文章，對我們又有甚麼價值？「以卵擊石」的邏輯結論就是暴民咎由自取，我們可否說，呂大樂的論調令下次社會運動出現任何「暴力」時，政府以火速強硬手段「鎮壓」變得順理成章？
非暴力的暴力
整個「體制」就是一種有組織的殘酷（organised cruelty），人對人的，以及人對非人的。很多香港人只識得流人血的才叫「暴力」，對不流人血的「非暴力暴力」（non-violent violence）視而不見：即時危害你身家性命財產安全的就是暴力，慢慢殺死妳、奪去妳身體的就不是。但從女性主義角度，暴力跟身體分不開，所以暴力必然在身體留下印記。拾荒老婦扭曲的身軀就是暴力的見證，不需等到她在馬路上被汽車輾過。可恨的是，香港人有時連那具屍體也不多看一眼，體制定性它為一宗交通意外，不是資本主義殺人事件！
已故美國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在《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商週出版）提出，使人無家可歸是最不能容忍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暴行之一。人棲居（dwelling）於家（home）、而非屋（house），這個「家」是身體和關係的延續，是生命誕生和養育、生活和回憶的地方。反高鐵、保菜園村，就是維護家庭啊！為甚麼這個簡單的道理，香港人（包括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為甚麼連基督徒都不明白，政府最多提供徙置，教會卻有責任庇護無家可歸的人？
艾莉斯楊描述的「家園」與「秩序」對壘——無論是經濟發展的鐵律，或是不文明議會的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或是警察叫妳停就停的規矩——在人類歷史上重複出現，而往往女性就是在這個保護家中老幼的抗爭中成為犧牲者，她們如母親為保護體內的胎兒而奮不顧身，因此也最容易吸引其他女性的自然同情！在菜園村的抗爭中，我看到姊妹們團結一致，有被逼走在前線的高春香，負擔起十字架的劉劍玲，在立法會外煮湯圓的嬸嬸，手拿大聲公指揮群眾冷靜的女孩，也有久違了的胡露茜派發食水為運動參加者打氣。我不是說，這是一場女人對男人的抗爭，因為議會內有頸上掛著十字架的主內姊妹鄭汝樺，也有堅持按議事規則、秉公辦理的劉慧卿。我是說，這場鬥爭可悲之處是女人不能倖免，可幸之處也是因為有女人在其中；不是由男人完全話事，我們才有機會被母性感動、社會的良知被呼喚。
暴力的非暴力
甚麼才是「非暴力抗爭」（non-violent resistance）？如果有「非暴力的暴力」，「暴力的非暴力」（violent non-violence）又是否可能、甚至必須？這是個極端危險、卻不能迴避的問題。當推土機進入菜園村，怎樣的肢體抗爭才是「非暴力」？
一月十六日當晚，究竟是示威者圍堵立法會，還是警察圍堵示威者？警察在維持秩序，還是挑釁混亂？無論坐或企也可以被視為非法暴力，只要妳在不應該的地方坐或企。只要有肢體，就可以有暴力；唯一避免暴力的方法是抽離身體，例如，自己在家中靜坐抗議！非暴力抗爭必須有身體，否則充滿象徵意義的對抗行為（symbolic act of resistance），就變成單純符號上、象徵式、甚至自欺欺人的抗議（symbolic resistance）；例如，古斌最近在不少文章裡面，便把「激進」定義為對符號秩序的顛覆和「誤讀」。也是這個原因令艾莉斯楊覺得，需要從後結構主義者手上、從文本的解構中，使身體和主體性復活。
從女性主義和基督教神學角度，所有暴力都缺乏「合法性」（illegitimate），不是警察的暴力就對、市民的暴力就錯。政府壟斷了武力的使用，警力充滿專斷的酌情權（discretionary and arbitrary），任由現場指揮官按需要作專業判斷，可以向未經審訊的市民即時「行刑」，破壞秩序者事後還可以被追究刑事責任。非暴力抗爭者堅持否定「以暴易暴」的循環，特別因為我們意識到，反對暴力的人也不能跟暴力劃清界線，因為「激烈」和「暴力」之間沒有界限：拉扯鐵馬，但沒有用鐵馬攻擊警員，是不是暴力？在外國，毀壞公物也可以算和平（雖然犯法）。
陳巧文曾對著鏡頭高呼：「拉了一個陳巧文，還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大眾嘲笑她妄自尊大，但她道出了所有參加社會直接行動的女性的命運：我們都是帶著肉身和情感（embodied），憤怒與恐懼、喜與哀，以「私人」全部投入「公共」，不能再有所保留。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仔」，她的身體必然是暴力侵犯禁錮的對象，也是她唯一的「武器」！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