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期（一一六四期）我有机会和李耀全牧师，就「病人自决」这问题对话，非常多谢李牧师的回应。李牧师在「答谢篇」中（一一六五期）竟然提到我的来信，实在令我汗颜。也很高兴知道这类题目是李牧师最关注的题目，我希望有机会再交换一下意见。
如果我没有误会，李牧师的立场似乎是：「临终」病人可以拒绝延长生命的介入（intervention）而「听任死亡」，但是未到「临终」的时候，却「不应」拒绝治疗。
李牧师所指的「不应」，是一个神学或者道德层面的价值观，而不是法律上的「不可以」，在个人方面，我接受这价值观。如果我是病人，这亦是我的选择。这点我和李牧师是一致的。但是，在理论的层面，我对于这原则却有两点补充。
滑坡理论的弱点
很多基督教人士，包括李牧师，喜欢用滑坡理论来辩说为什么不可以容许病人自决。但是滑坡理论的弱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过：如果引用滑坡理论而病人不可以拒绝治疗，我们就必须强逼所有人停止喝汽水、完全禁烟、控制每一个人每日进食的热量，也必须将某一些教派（灵恩、耶和华见证人等）定为非法。（黄国栋、黄刘碧霞：〈照顾临终病人的考虑：「医疗决定」和「高风险医疗程序」〉，《时代论坛》时代讲场，二○○六年八月廿八日，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36582&Pid=6&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不过，选择相信哪一个滑坡：李牧师关心的从病人自决、到被动安乐死、再到主动安乐死（mercy killing）；还是我关心的从不应拒绝治疗到不可以拒绝治疗，再到禁止某些行为，然后禁止某些宗教存在，最后还是决定于个人价值的取向，这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决定。
不能肯定治疗的结果
「不应拒绝治疗」这命题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哪一条滑坡更有可能出现，而是在于我们根本不能肯定治疗的结果。任何治疗都可能有副作用或者不良反应（adverse effect）。以现在的H1N1流感疫苗为例，专家都相信疫苗是「安全」的，但是，这「安全」只是个统计学上的概念，我们知道严重副作用的机会只有约百万分一，但是却不知谁会是这「何必偏偏选中我」的不幸人士。这绝对不是叫大家不要接种这疫苗，因为H1N1的死亡率大约为0.5%，就算社群发病率只有20%，一百万人中也会有二十万人染病，一千人死亡，和疫苗的严重副作用比较，接受注射的回报率是一千倍，而且严重副作用也多数不会致命。（我一家四口都接受了注射。）
病人能够合理去评估治疗的风险，是「病人自决」的先决条件。举一个例，如果有一个急症盲肠炎病人，因为害怕做手术麻醉出意外变为植物人而且拒绝治疗。但是因为麻醉出意外的机会非常低，而急症盲肠炎不做手术的死亡率却极高，所以这「自决」并不是理性的选择。这时候，医生或者家人可以宣称病人是精神上不健全，而要求法庭推翻病人的决定，再为病人做手术。（法庭不一定同意，但是这样的机制是存在的。）
在严重疾病中，决策的过程却并不是这样简单和黑白分明，因为治疗引起不良反应的机会也极高。癌症病人接受骨髓移植的死亡率是20%左右，化疗可以引至感染而致命。心脏病、脑血管瘤等疾病的一些手术如果失败，病人会即时死在手术桌上。
用一个我们常见到的假设个案来阐明：一个癌症病人，如果不接受治疗，有70% 的机会可以再活一年、但是只有1% 的机会再活五年。如果接受骨髓移植，即时死亡的机会是20%，如果成功，五年生存机会却会增加到50%。现实中，一定有病人愿意接受治疗，也有病人不愿意尝试。我个人很可能选择接受这风险，但是我却不可以要求其他病人和我一样。在这情况下，让「病人自决」才是最道德的方法。假若病人接受了他本来不想要的治疗而早死，坚持他「不应拒绝治疗」的人士，是否需要付道德上面责任？李牧师回应的「患癌怕痛拒治疗可以吗？」问题，如果改为「患癌，怕治疗加速死亡，拒绝治疗可以吗？」，答案又是否认一样呢？
「病人自决」不等于不尊重生命
医学界强调让精神健全的病人有自决权，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可以为他做风险价值的抉择。我觉得，这观点其实和基督教的原则并没有冲突，因为这并不是不尊重生命，而是医学界认识到自己未能掌握生命，所以不会「扮」神来代替病人做主。李牧师的原则，只有在低风险的治疗中才适用，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严重疾病都未有这样的治疗方法。
希望上面的分析对澄清这问题有一点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