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期（一一六四期）我有機會和李耀全牧師，就「病人自決」這問題對話，非常多謝李牧師的回應。李牧師在「答謝篇」中（一一六五期）竟然提到我的來信，實在令我汗顏。也很高興知道這類題目是李牧師最關注的題目，我希望有機會再交換一下意見。
如果我沒有誤會，李牧師的立場似乎是：「臨終」病人可以拒絕延長生命的介入（intervention）而「聽任死亡」，但是未到「臨終」的時候，卻「不應」拒絕治療。
李牧師所指的「不應」，是一個神學或者道德層面的價值觀，而不是法律上的「不可以」，在個人方面，我接受這價值觀。如果我是病人，這亦是我的選擇。這點我和李牧師是一致的。但是，在理論的層面，我對於這原則卻有兩點補充。
滑坡理論的弱點
很多基督教人士，包括李牧師，喜歡用滑坡理論來辯說為甚麼不可以容許病人自決。但是滑坡理論的弱點，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經指出過：如果引用滑坡理論而病人不可以拒絕治療，我們就必須強逼所有人停止喝汽水、完全禁煙、控制每一個人每日進食的熱量，也必須將某一些教派（靈恩、耶和華見證人等）定為非法。（黃國棟、黃劉碧霞：〈照顧臨終病人的考慮：「醫療決定」和「高風險醫療程序」〉，《時代論壇》時代講場，二○○六年八月廿八日，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36582&Pid=6&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不過，選擇相信哪一個滑坡：李牧師關心的從病人自決、到被動安樂死、再到主動安樂死（mercy killing）；還是我關心的從不應拒絕治療到不可以拒絕治療，再到禁止某些行為，然後禁止某些宗教存在，最後還是決定於個人價值的取向，這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決定。
不能肯定治療的結果
「不應拒絕治療」這命題最大的困難，不在於哪一條滑坡更有可能出現，而是在於我們根本不能肯定治療的結果。任何治療都可能有副作用或者不良反應（adverse effect）。以現在的H1N1流感疫苗為例，專家都相信疫苗是「安全」的，但是，這「安全」只是個統計學上的概念，我們知道嚴重副作用的機會只有約百萬分一，但是卻不知誰會是這「何必偏偏選中我」的不幸人士。這絕對不是叫大家不要接種這疫苗，因為H1N1的死亡率大約為0.5%，就算社群發病率只有20%，一百萬人中也會有二十萬人染病，一千人死亡，和疫苗的嚴重副作用比較，接受注射的回報率是一千倍，而且嚴重副作用也多數不會致命。（我一家四口都接受了注射。）
病人能夠合理去評估治療的風險，是「病人自決」的先決條件。舉一個例，如果有一個急症盲腸炎病人，因為害怕做手術麻醉出意外變為植物人而且拒絕治療。但是因為麻醉出意外的機會非常低，而急症盲腸炎不做手術的死亡率卻極高，所以這「自決」並不是理性的選擇。這時候，醫生或者家人可以宣稱病人是精神上不健全，而要求法庭推翻病人的決定，再為病人做手術。（法庭不一定同意，但是這樣的機制是存在的。）
在嚴重疾病中，決策的過程卻並不是這樣簡單和黑白分明，因為治療引起不良反應的機會也極高。癌症病人接受骨髓移植的死亡率是20%左右，化療可以引至感染而致命。心臟病、腦血管瘤等疾病的一些手術如果失敗，病人會即時死在手術桌上。
用一個我們常見到的假設個案來闡明：一個癌症病人，如果不接受治療，有70% 的機會可以再活一年、但是只有1% 的機會再活五年。如果接受骨髓移植，即時死亡的機會是20%，如果成功，五年生存機會卻會增加到50%。現實中，一定有病人願意接受治療，也有病人不願意嘗試。我個人很可能選擇接受這風險，但是我卻不可以要求其他病人和我一樣。在這情況下，讓「病人自決」才是最道德的方法。假若病人接受了他本來不想要的治療而早死，堅持他「不應拒絕治療」的人士，是否需要付道德上面責任？李牧師回應的「患癌怕痛拒治療可以嗎？」問題，如果改為「患癌，怕治療加速死亡，拒絕治療可以嗎？」，答案又是否認一樣呢？
「病人自決」不等於不尊重生命
醫學界強調讓精神健全的病人有自決權，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人可以為他做風險價值的抉擇。我覺得，這觀點其實和基督教的原則並沒有衝突，因為這並不是不尊重生命，而是醫學界認識到自己未能掌握生命，所以不會「扮」神來代替病人做主。李牧師的原則，只有在低風險的治療中才適用，可惜的是現在很多嚴重疾病都未有這樣的治療方法。
希望上面的分析對澄清這問題有一點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