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潘霍华？
刘晓波在一九五五年出生，在一九八六年，他只是一个研究生，但已在中国文坛引起「黑马」震盪。一九八八年六月他获北师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国进修。然而刘晓波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七日从美国回到北京，投身在学运的熊熊烈火中。刘宾雁说：「他这次回去，明明是飞蛾扑火！」果然他在六月十三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陈军说：「这次刘晓波回北京参加学运，……承受着道德和其他的压力。当时很多人都很激动，……但临阵都不敢回去。……晓波说，我不回去，将来有什么资格谈民运？……当时，半个月内的飞机票都没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张票，他不想给自己留退路，买了票就走了。」1这种英勇的气概，对民族命运的承担，都不禁令我想起基督教神学家潘霍华。他毅然回到纳粹统治的德国，到最后求仁得仁，在德国解放前不久在集中营被处决。刘晓波还没有「殉道」，但他却经历长期的折磨。经历第一次监禁，放出来后他还坚持民主运动，发起《零八宪章》，触怒中共，终于在○九年圣诞日被重判入狱十一年。
刘晓波一直是我敬佩的知识分子，我在《是非曲直》第二章就多次引用他的说话，特别令人动容的是他坐言起行的气魄。在八九年六月一日的绝食演讲中，他就说过：「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已有多人提及（我另外已撰文投给报章），本文主要想介绍他如何在挖专制的根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尖锐批判，并对某些基督教精神有深刻的体会。
挖出腐败的文化根
刘晓波：「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和自我欣赏的，不是埋怨别人，反传统和革新要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2他什至说过：中国要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像香港那样被改造！
他想强调的是，中国的现况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负责任的，在政制的背后是一些顽强的腐败文化基因。而这些基因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因此要根治中国的问题，我们要对自己施手术：挖出腐败的文化根，这样中国才有希望。刘晓波说：「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断裂，五四运动的失败就是传统文化的胜利，文革则是封建主义的全面复活……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传统文化这条千年不死的劣根的一部分……追求现代化就是要斩断这条劣根。」3「中国大众的非人地位并不只是皇帝造成的，而是皇帝和大众一起制造的。因而，摆脱非人处境就不光是打倒皇帝，而且要批判大众，使大众觉醒──不仅觉醒到自己是奴隶，而且醒悟到使自己变成奴隶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4
然而李泽厚这样回应：「如果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在传统文化，那就人人都有分，即是说错误人人有分，真正要负责任的人反而没事了，这正好给应负责任的人开脱掉。我就不承认我应负的责任跟某些当官的一样大。……现在情况很明白：是一批既得利益的封建官僚阻碍着社会进步和体制改革，怎能把罪过抽象地归结到文化上面呢？」这话诚然指出启蒙思想的滥用，如《河殇》便被评为「避开现实的险滩到安全地带去鞭挞祖宗的坟墓」，抽象地将腐败归咎于文化，而避开正面批判腐败的官僚制度，在思想上可说是「文化还原论」，是一种过分简化现象的思想方法，忽略了腐败现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上述的批评虽然有理，但并不损刘晓波的主旨，他只强调人人有责任，而不是说人人责任一样大，也不是说没有其他的成因。这样说也不是替极权者开脱。试举一例，大跃进时期，饿死千万人，但没多少人敢向毛泽东直言，彭德怀直言劝谏便遭逢不幸。但试想若在共党内多十个或二十个彭德怀，情形会如何？毛泽东还能一意孤行吗？当然追究责任，毛泽东是罪魁，但想一想，由他定下那么荒谬的政策，到落实在中国这大片土地，这过程需要多少人的协助或顺从，倘若不是众多高级、中层和低级干部「明哲保身」，又何来多人饿死呢？或者想一想饿死的人民，我们相信他们都是善良的百姓，但为何他们明知砸烂自己的锅去炼钢是没好结果的，仍然去做呢？「哀其不幸」之馀，我们是否也应「怒其不争」呢？
我相信刘晓波提的问题很有意思，他从反面提出：民主之不能建立，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从正面来说：稳固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靠赖每个中国人的支持和思想觉醒的。这个尝试在五四运动时已开始了，刘晓波认为「根深蒂固的救世主人格使国人的思维方式变得十分僵化，总想寻找到某种唯一正确的东西，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一个权威被打倒之后所带来的不是多元的、开放的自由选择，而是重建一元的、封闭的新偶像。」5 他指由独尊儒术到独尊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只是贯彻地寻找救世主的人格。所以五四带来的痛楚是必需的，我们惧怕「文化失範」，可能根源就是这种一元的心态，中国要走上现代化，就是要去接纳多元主义，去肯定不同人是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精神不建立，专制在中国就仍有它的土壤。（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