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潘霍華？
劉曉波在一九五五年出生，在一九八六年，他只是一個研究生，但已在中國文壇引起「黑馬」震盪。一九八八年六月他獲北師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國進修。然而劉曉波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七日從美國回到北京，投身在學運的熊熊烈火中。劉賓雁說：「他這次回去，明明是飛蛾撲火！」果然他在六月十三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陳軍說：「這次劉曉波回北京參加學運，……承受著道德和其他的壓力。當時很多人都很激動，……但臨陣都不敢回去。……曉波說，我不回去，將來有甚麼資格談民運？……當時，半個月內的飛機票都沒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張票，他不想給自己留退路，買了票就走了。」1這種英勇的氣概，對民族命運的承擔，都不禁令我想起基督教神學家潘霍華。他毅然回到納粹統治的德國，到最後求仁得仁，在德國解放前不久在集中營被處決。劉曉波還沒有「殉道」，但他卻經歷長期的折磨。經歷第一次監禁，放出來後他還堅持民主運動，發起《零八憲章》，觸怒中共，終於在○九年聖誕日被重判入獄十一年。
劉曉波一直是我敬佩的知識分子，我在《是非曲直》第二章就多次引用他的說話，特別令人動容的是他坐言起行的氣魄。在八九年六月一日的絕食演講中，他就說過：「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他對極權主義的批判已有多人提及（我另外已撰文投給報章），本文主要想介紹他如何在挖專制的根時，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有尖銳批判，並對某些基督教精神有深刻的體會。
挖出腐敗的文化根
劉曉波：「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和自我欣賞的，不是埋怨別人，反傳統和革新要從每個人自己開始……他媽的，文革時你幹甚麼去了？……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麼大的力量。」2他甚至說過：中國要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像香港那樣被改造！
他想強調的是，中國的現況是每個中國人都要負責任的，在政制的背後是一些頑強的腐敗文化基因。而這些基因是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因此要根治中國的問題，我們要對自己施手術：挖出腐敗的文化根，這樣中國才有希望。劉曉波說：「中國傳統文化從未斷裂，五四運動的失敗就是傳統文化的勝利，文革則是封建主義的全面復活……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是傳統文化這條千年不死的劣根的一部分……追求現代化就是要斬斷這條劣根。」3「中國大眾的非人地位並不只是皇帝造成的，而是皇帝和大眾一起製造的。因而，擺脫非人處境就不光是打倒皇帝，而且要批判大眾，使大眾覺醒──不僅覺醒到自己是奴隸，而且醒悟到使自己變成奴隸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4
然而李澤厚這樣回應：「如果我們的主要問題是在傳統文化，那就人人都有分，即是說錯誤人人有分，真正要負責任的人反而沒事了，這正好給應負責任的人開脫掉。我就不承認我應負的責任跟某些當官的一樣大。……現在情況很明白：是一批既得利益的封建官僚阻礙著社會進步和體制改革，怎能把罪過抽象地歸結到文化上面呢？」這話誠然指出啟蒙思想的濫用，如《河殤》便被評為「避開現實的險灘到安全地帶去鞭撻祖宗的墳墓」，抽象地將腐敗歸咎於文化，而避開正面批判腐敗的官僚制度，在思想上可說是「文化還原論」，是一種過分簡化現象的思想方法，忽略了腐敗現實的社會制度基礎。
上述的批評雖然有理，但並不損劉曉波的主旨，他只強調人人有責任，而不是說人人責任一樣大，也不是說沒有其他的成因。這樣說也不是替極權者開脫。試舉一例，大躍進時期，餓死千萬人，但沒多少人敢向毛澤東直言，彭德懷直言勸諫便遭逢不幸。但試想若在共黨內多十個或二十個彭德懷，情形會如何？毛澤東還能一意孤行嗎？當然追究責任，毛澤東是罪魁，但想一想，由他定下那麼荒謬的政策，到落實在中國這大片土地，這過程需要多少人的協助或順從，倘若不是眾多高級、中層和低級幹部「明哲保身」，又何來多人餓死呢？或者想一想餓死的人民，我們相信他們都是善良的百姓，但為何他們明知砸爛自己的鍋去鍊鋼是沒好結果的，仍然去做呢？「哀其不幸」之餘，我們是否也應「怒其不爭」呢？
我相信劉曉波提的問題很有意思，他從反面提出：民主之不能建立，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從正面來說：穩固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靠賴每個中國人的支持和思想覺醒的。這個嘗試在五四運動時已開始了，劉曉波認為「根深蒂固的救世主人格使國人的思維方式變得十分僵化，總想尋找到某種唯一正確的東西，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一個權威被打倒之後所帶來的不是多元的、開放的自由選擇，而是重建一元的、封閉的新偶像。」5 他指由獨尊儒術到獨尊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只是貫徹地尋找救世主的人格。所以五四帶來的痛楚是必需的，我們懼怕「文化失範」，可能根源就是這種一元的心態，中國要走上現代化，就是要去接納多元主義，去肯定不同人是可有不同意見的，這種精神不建立，專制在中國就仍有它的土壤。（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