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三月，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余慧根牧师往新界北区参与教牧祈祷会途中，心血来潮，要找我加入事奉团队。我们一起在元朗某餐厅共晋午膳，我应允为此事祷告，寻求神的引导。期间，我有眼疾，让我感受我现有一切，均是从主领受；在同一间堂会已有十四年，我好可能固步自封，满足现况。
九九年四月我得到堂会的允准，部分时间于教新任副总干事，部分时间继续牧会，大概维持了一年，二千年四月我全职于教新事奉，七月从余牧师手上接了总干事的职责。我于九九年六月《教新二千通讯》写了一篇〈我来了「教新」，我会怎么办 ? 〉，其中分享 :
「研究的学习──适逢九九教会普查正在进行，我可参与在其中，进一步了解本港教会整体的面貌，从而检讨反省，对症下药，谋求教会于下一世纪发展出路。自『教新』成立以来，曾主办大小不同类型聚会，就牧养堂会的课题累积不少宝贵的经验 ; 我们若果只停留于搞搞聚会新意思，仍在原地踏步，愧对华人教会下一代交账。透过教会研究……定期为教会把脉，发表与教会相关的调查报告。进入第三个千禧年，本港机构须重新定位，不应停滞于搞活动或运动的循环之中；『教新』对本港教会的长久贡献，在于其受本港众教会的认受与肯定，容许『教新』就教会生态全盘剖析，并提出建议。」
由牧会转往机构服侍，我得调整我的思考与视野，由新界某宗派的中小型堂会扩展至从整体教会作思考。圣吉（Peter Senge）的「见林又见树」系统思考，提升及更新我对事工的判断。教新提供的空间，再配合资讯科技的发展，使我在十年内边做边学。我不怕要讲要写任何课题，我看这些邀请为「有人付费供我作研究」（paid to study），当然，时间分配也是要顾及的。
自九三年安息年假往维真学院完成了基督教研究硕士，我没想过要有M.Div.或更高学位，因为我一向实践终身学习，不断透过阅读、讲座与研讨会来充实自己。互联网的发展，更省却了我要往神学院图书馆找资料；网上有什丰富的材料，令你目不暇给。教新为我提供了平台，让我更多思考，并不断把学习心得化为文字于网上发表。由于网络文章的自由度，我不介意有时会有错字（发现后再作更正），或部分思想不什成熟。至于网友的批评（如古斌、张国栋等），我视之为「忠诚的谏友」，帮助我从另一角度思考事物。
教新的机构文化，敢于创新，如○二年我们举办了第一届教会领导研讨会，邀请了史域（Dr. Leonard Sweet）主讲「后现代文化的领导之道」。当华人教会多负面地看待或批判「后现代」或「多元」，我们看不到的是实况的急变。「非此即彼」并非是唯一的真理，我们要留意已有的神学「盲点」（借用电影The Blind Side）。
我先后参与九九、○四及○九教会普查事工，这些宝贵经验让我了解研究的重要；然而研究的数据要转化为可供探讨的议题：如信徒出走、教牧转换工场、青少年与男士事工、灵性与门训、使命实践等。有了研究，才有发言权；这避免我主观地《一派胡言》。
正如沃弗（Miroslav Volf）所言 :「我们应该成为『我们』（指教会）最严厉的批判，这样做是出于从信仰而来富有深度的美与善。」华人教会的DNA是否犹如执政者容不下刘晓波？就把有创意或对信仰认真的信徒赶离建制，教会只会平庸化，这就是教会的莫大损失（国家也是一样）！
在参与中作批判，在批判之后，继续建立与更新教会，这正是解放神学的教会观。神学与践行并重，两者不能分割；我感谢神能提供教新这片空间让我又研究又乱笔一番，十年过后我重新整理与回顾，我选择这样走机构中人《少有人走的路》（The Road Less Travel），方向是对的，步伐按场景或需要作出调整。（待续）
（笔者注：〈不同段落的教牧职事〉系列引来不必要猜测，基本上是以十年作为中场检讨，已完成有关「扶贫事工」，计划要作的还有不同课题。）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