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三月，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余慧根牧師往新界北區參與教牧祈禱會途中，心血來潮，要找我加入事奉團隊。我們一起在元朗某餐廳共晉午膳，我應允為此事禱告，尋求神的引導。期間，我有眼疾，讓我感受我現有一切，均是從主領受；在同一間堂會已有十四年，我好可能固步自封，滿足現況。
九九年四月我得到堂會的允准，部分時間於教新任副總幹事，部分時間繼續牧會，大概維持了一年，二千年四月我全職於教新事奉，七月從余牧師手上接了總幹事的職責。我於九九年六月《教新二千通訊》寫了一篇〈我來了「教新」，我會怎麼辦 ? 〉，其中分享 :
「研究的學習──適逢九九教會普查正在進行，我可參與在其中，進一步瞭解本港教會整體的面貌，從而檢討反省，對症下藥，謀求教會於下一世紀發展出路。自『教新』成立以來，曾主辦大小不同類型聚會，就牧養堂會的課題累積不少寶貴的經驗 ; 我們若果只停留於搞搞聚會新意思，仍在原地踏步，愧對華人教會下一代交賬。透過教會研究……定期為教會把脈，發表與教會相關的調查報告。進入第三個千禧年，本港機構須重新定位，不應停滯於搞活動或運動的循環之中；『教新』對本港教會的長久貢獻，在於其受本港眾教會的認受與肯定，容許『教新』就教會生態全盤剖析，並提出建議。」
由牧會轉往機構服侍，我得調整我的思考與視野，由新界某宗派的中小型堂會擴展至從整體教會作思考。聖吉（Peter Senge）的「見林又見樹」系統思考，提升及更新我對事工的判斷。教新提供的空間，再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使我在十年內邊做邊學。我不怕要講要寫任何課題，我看這些邀請為「有人付費供我作研究」（paid to study），當然，時間分配也是要顧及的。
自九三年安息年假往維真學院完成了基督教研究碩士，我沒想過要有M.Div.或更高學位，因為我一向實踐終身學習，不斷透過閱讀、講座與研討會來充實自己。互聯網的發展，更省卻了我要往神學院圖書館找資料；網上有甚豐富的材料，令你目不暇給。教新為我提供了平台，讓我更多思考，並不斷把學習心得化為文字於網上發表。由於網絡文章的自由度，我不介意有時會有錯字（發現後再作更正），或部分思想不甚成熟。至於網友的批評（如古斌、張國棟等），我視之為「忠誠的諫友」，幫助我從另一角度思考事物。
教新的機構文化，敢於創新，如○二年我們舉辦了第一屆教會領導研討會，邀請了史域（Dr. Leonard Sweet）主講「後現代文化的領導之道」。當華人教會多負面地看待或批判「後現代」或「多元」，我們看不到的是實況的急變。「非此即彼」並非是唯一的真理，我們要留意已有的神學「盲點」（借用電影The Blind Side）。
我先後參與九九、○四及○九教會普查事工，這些寶貴經驗讓我了解研究的重要；然而研究的數據要轉化為可供探討的議題：如信徒出走、教牧轉換工場、青少年與男士事工、靈性與門訓、使命實踐等。有了研究，才有發言權；這避免我主觀地《一派胡言》。
正如沃弗（Miroslav Volf）所言 :「我們應該成為『我們』（指教會）最嚴厲的批判，這樣做是出於從信仰而來富有深度的美與善。」華人教會的DNA是否猶如執政者容不下劉曉波？就把有創意或對信仰認真的信徒趕離建制，教會只會平庸化，這就是教會的莫大損失（國家也是一樣）！
在參與中作批判，在批判之後，繼續建立與更新教會，這正是解放神學的教會觀。神學與踐行並重，兩者不能分割；我感謝神能提供教新這片空間讓我又研究又亂筆一番，十年過後我重新整理與回顧，我選擇這樣走機構中人《少有人走的路》（The Road Less Travel），方向是對的，步伐按場景或需要作出調整。（待續）
（筆者註：〈不同段落的教牧職事〉系列引來不必要猜測，基本上是以十年作為中場檢討，已完成有關「扶貧事工」，計劃要作的還有不同課題。）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9.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