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总理哈帕终于在○九年十二月初如期访问中国。与温家宝总理在北京达成一些经济和贸易协议之后，他转往现今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出席当地一些商界的聚会，并且在演说时清楚维持其一向的信念：「经济进步肯定可与人权相提并论」。他以其加拿大经验和对经济学的认识来肯定———健全的经济进展，需要重视人权在社会的重要性。哈帕的立场正好和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有所吻合：民权和民生的同样重视。孙中山所指的民生，其实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
欧美过往四百多年历史显示，民主社会有助经济繁荣。而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是人权，它最特出之处是在经济範畴里，阶级背景不能拦阻人人有自由、平等的机会，去发挥其所长、达到其梦想或理想。「美国梦」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千千万万人的希望，乃因为该社会提供足够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和机会去谋生、发展事业、为梦想而奋斗。没有任何背景的移民都不受阶级观念的拦阻人而可以努力、发挥潜力、为公义和信念的缘故去改良自己的处境和社会，以至美国能够在过往七十年稳坐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席位。
也许有人会以现今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经济繁荣去否定笔者以上的论点。「你看现今这些城市虽然没有民主政府，也不是一样经济繁荣吗？」
笔者当然明白民主并非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我所指出的是：提倡民主而产生重视人权观念，此举不会拦阻经济的进步。西欧和北美国家虽然在过往一百多年产生很多人权运动，仍然比较亚、非、拉丁美洲众多国家在经济上富裕。
回头看今天的中国，当地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全民财富是集中于少于百分之一的人之手上！出了沿海、沿长江、沿珠江的十几个大城市，中国的小镇和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情况与六十年前的没有多大分别（除了有流动电话和电视之外）。
导致这样的贫富悬殊局面，是因为社会上没有公平的「竞争」机会——拥有阶级背景和与权势有关系是发财捷径。正如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听过这句话：「有权就有钱」。这与加拿大和美国是十分强烈的对比，皆因民主社会对权力的牵制，有助拦阻官僚人员和财阀商家随便剥削一般人的权利。
从笔者居住加拿大廿五年和六年留学英国的人生体验，这两国的民主制度能够被建立和维持，国民需要突破个人和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而兼顾和重视社会伦理。固然，今天的加、英国民的社会伦理比较五十年前也有所改变，但基本上仍然可算有社区的观念和为了公益而服务的意念。华人往往以「不先修身和齐家就不能治国」为借口来避免参与和服务社区，这是民主制度不能建立的重大障碍。
当然不能否定的是，普遍中国人的那种拚命抓钱的人生价值观———金钱乃人生最大价值——也会决定民主社会的成功与否。哈帕总理碍于其身份，不能太直言以至「伤害十三忆中国人民的情感」，只能强调其加拿大价值观：自由、平等、怜悯〔博爱〕。
其实，这些价值也是秉承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的言和行就是表达出神对人的 〔博〕爱，得救的人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些价值和美德。这种「得救精神」要从个人出发，当进至社会层面，将会有助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维系。
民主社会的内涵也可以从圣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领略得到。该章经文导出神怜悯和救护普世贫穷无助的人、重视纠正社会的不公平、使人达到心灵的真正「解放」。
笔者认为，民主社会不能缺乏宗教组织和信徒的积极参与。
固然，重视遵守法律也是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既保障个人权利，也维护社会的价值和道德。然而，只有法律而没有宗教的影响力，则社会也很难达到公平和稳定，更谈不上什么「和谐」！这正是现今欧洲国家的境况。对比西欧与美国，或对比加拿大通过了「同性婚姻」立法而美国还未能通过，将焦点放在安乐死和同性恋这两国议题上，我们不难看出基督徒关注和参与社会行动的必要性。
谈到民主与宗教，不能不提及一九一九年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这运动的目标是追求民主去达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如胡适（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蔡元培（当时北大校长）、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创办人之一），以为追求「德先生」（即democracy民主）是不需要基督教参与和模造中国，他们并且建立批判和评击基督教的各种团体。自此以后，神州大地上基督教的机构和信徒再不敢提及与社会和政治的参与，同时，在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理念：视基督教会和信徒为「反民主和科技进步的外国宗教势力」。
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并非只有物质的富裕，还需要有精神文明的心灵洗涤，两者不能欠缺。而教会作为基督教的代表，是上帝命定的代言人，将圣经的「道成肉身」真理活现于社会中。
盼望现今的「开放」教会和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国基督徒都认识本身的权利和责任，在传扬福音的同时，也活出圣经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教导，积极表现正确的公民责任。笔者相信，若普遍基督徒都这样做，基督教可以对中国的民主制度作出巨大和正面的贡献。
（寄自加拿大）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