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總理哈帕終於在○九年十二月初如期訪問中國。與溫家寶總理在北京達成一些經濟和貿易協議之後，他轉往現今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出席當地一些商界的聚會，並且在演說時清楚維持其一向的信念：「經濟進步肯定可與人權相提並論」。他以其加拿大經驗和對經濟學的認識來肯定———健全的經濟進展，需要重視人權在社會的重要性。哈帕的立場正好和中國近代民主革命之父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有所吻合：民權和民生的同樣重視。孫中山所指的民生，其實就是整個國家的經濟。
歐美過往四百多年歷史顯示，民主社會有助經濟繁榮。而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是人權，它最特出之處是在經濟範疇裡，階級背景不能攔阻人人有自由、平等的機會，去發揮其所長、達到其夢想或理想。「美國夢」之所以成為二十世紀千千萬萬人的希望，乃因為該社會提供足夠的自由和平等權利和機會去謀生、發展事業、為夢想而奮鬥。沒有任何背景的移民都不受階級觀念的攔阻人而可以努力、發揮潛力、為公義和信念的緣故去改良自己的處境和社會，以至美國能夠在過往七十年穩坐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席位。
也許有人會以現今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經濟繁榮去否定筆者以上的論點。「你看現今這些城市雖然沒有民主政府，也不是一樣經濟繁榮嗎？」
筆者當然明白民主並非經濟進步的唯一因素。我所指出的是：提倡民主而產生重視人權觀念，此舉不會攔阻經濟的進步。西歐和北美國家雖然在過往一百多年產生很多人權運動，仍然比較亞、非、拉丁美洲眾多國家在經濟上富裕。
回頭看今天的中國，當地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全民財富是集中於少於百分之一的人之手上！出了沿海、沿長江、沿珠江的十幾個大城市，中國的小鎮和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情況與六十年前的沒有多大分別（除了有流動電話和電視之外）。
導致這樣的貧富懸殊局面，是因為社會上沒有公平的「競爭」機會——擁有階級背景和與權勢有關係是發財捷徑。正如很多從中國大陸來的人都聽過這句話：「有權就有錢」。這與加拿大和美國是十分強烈的對比，皆因民主社會對權力的牽制，有助攔阻官僚人員和財閥商家隨便剝削一般人的權利。
從筆者居住加拿大廿五年和六年留學英國的人生體驗，這兩國的民主制度能夠被建立和維持，國民需要突破個人和家庭本位的倫理觀念，而兼顧和重視社會倫理。固然，今天的加、英國民的社會倫理比較五十年前也有所改變，但基本上仍然可算有社區的觀念和為了公益而服務的意念。華人往往以「不先修身和齊家就不能治國」為藉口來避免參與和服務社區，這是民主制度不能建立的重大障礙。
當然不能否定的是，普遍中國人的那種拚命抓錢的人生價值觀———金錢乃人生最大價值——也會決定民主社會的成功與否。哈帕總理礙於其身份，不能太直言以至「傷害十三憶中國人民的情感」，只能強調其加拿大價值觀：自由、平等、憐憫〔博愛〕。
其實，這些價值也是秉承聖經的教導﹕耶穌基督的言和行就是表達出神對人的 〔博〕愛，得救的人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這些價值和美德。這種「得救精神」要從個人出發，當進至社會層面，將會有助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維繫。
民主社會的內涵也可以從聖經以賽亞書六十一章領略得到。該章經文導出神憐憫和救護普世貧窮無助的人、重視糾正社會的不公平、使人達到心靈的真正「解放」。
筆者認為，民主社會不能缺乏宗教組織和信徒的積極參與。
固然，重視遵守法律也是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既保障個人權利，也維護社會的價值和道德。然而，只有法律而沒有宗教的影響力，則社會也很難達到公平和穩定，更談不上甚麼「和諧」！這正是現今歐洲國家的境況。對比西歐與美國，或對比加拿大通過了「同性婚姻」立法而美國還未能通過，將焦點放在安樂死和同性戀這兩國議題上，我們不難看出基督徒關注和參與社會行動的必要性。
談到民主與宗教，不能不提及一九一九年在中國發生的「五四運動」。這運動的目標是追求民主去達到國家的現代化。然而，當時的知識分子領袖如胡適（當時北京大學教授）、蔡元培（當時北大校長）、陳獨秀（中國共產黨創辦人之一），以為追求「德先生」（即democracy民主）是不需要基督教參與和模造中國，他們並且建立批判和評擊基督教的各種團體。自此以後，神州大地上基督教的機構和信徒再不敢提及與社會和政治的參與，同時，在知識分子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理念：視基督教會和信徒為「反民主和科技進步的外國宗教勢力」。
一個社會的真正進步並非只有物質的富裕，還需要有精神文明的心靈洗滌，兩者不能欠缺。而教會作為基督教的代表，是上帝命定的代言人，將聖經的「道成肉身」真理活現於社會中。
盼望現今的「開放」教會和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國基督徒都認識本身的權利和責任，在傳揚福音的同時，也活出聖經對自由、平等、博愛的教導，積極表現正確的公民責任。筆者相信，若普遍基督徒都這樣做，基督教可以對中國的民主制度作出巨大和正面的貢獻。
（寄自加拿大）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