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一打开报章，占据主要版面的都是有关政制改革的争议与及泛民应否采取「总辞」的讨论。篇幅之间，几乎走漏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林瑞麟的「温馨提示」：五区总辞招致的补选将需使用一点五亿元公帑（《明报》二○○九年十一月廿二日）。
众声喧哗之中，林局长的小点子似乎未能引起大众的迴响。虽然报道没有对林局长的提示作进一步阐述，不过潜台词大概是提醒市民：「泛民总辞的成本相当之高，大众要考虑是否值得呀！」即使此等提示从来没有在高价筹办「维港巨星汇」和贱卖红湾半岛居屋时出现。
冷待一亿半的潜台词？
公平一点说，提出总辞所要支付的成本，应该是一项相当理性和客观的提案，然而公众似乎未有表示关注。其实，圣经也有类似的提问。当日马利亚就倾倒了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于耶稣身上，加略人犹大亦提出了成本的问题。姑且放下犹大是出卖耶稣叛徒这个身分和他发问的背后动机，如果站在中立者的角度，犹大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可以阐释为：「于何种情况下我们值得奉献整年的收入于一次宗教事宜上面？」
当然，公众对「总辞」所需要的成本问题并不热衷，可能根本就是基于对「总辞」的冷淡；而讨论犹大的提问时通常以道德判决作为基础，亦可能是因为信徒根据圣经对犹大的解读，以及尊重耶稣基督配得接受至高荣耀的超然地位。然而，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发展的资本社会，成本效益往往是议事的基本要项的同时，社会竟然对一项使用过亿公帑而效果成疑的政治工程不表关心；当教会努力教导会众「全然奉献」以支持教会发展之际，却避谈奉献资源在宗教工作上的分配原则。究竟这种对成本问题「既重视却又漠视」的吊诡情况，背后是否反映着香港社会，或者贴身一点，香港的基督教系统某些价值观论述？
手握话语权的第二代港人
社会学大师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由于人类可以互相进行有效的沟通，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理性行为。这情况亦显示出「沟通」的本质之内已经固有着「合理性」，人类才可以借沟通以得出理性判断。然而，要达到「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即相互之间能在理性层面作出讨论，必须建基于一些条件之上。简单而言，讨论双方需要：
一、跟对方的演说行为，例如用词、知识背景有共识，以至可以清楚明白对方的意念。因此双方的学术程度，专业範畴以至文化修为都会影响沟通的效果；
二、真诚地提出正确无误的论点；以及
三、在双方同意的前提或假设下讨论。如有需要，可以借助双方之外的知识範畴去澄清和解释议题的前设。
「沟通理性」着重对话过程中地位对等，确保双方可以公平和理性地演绎和批评讨论内容。如果过程其中一方拥有较强的「话语权」，例如可以为某些概念作出定义（举例有人可以定义何谓「普选」），又或者无需因应对方意愿就决定是否回应或澄清一些问题（例如士兵无权要求上级解释军令），此时利益往往就会倾向拥有较强的「话语权」的一方。
明显地，现今社会和教会建制之中，拥有资源的一方就会拥有较强的「话语权」。从「权力」的角度看，强势的可能包括政府、商家什至是教会领导，弱势的就是市民、劳工和平信徒；从「世代」的角度而言，根据社会学家吕大乐教授的四代香港人理论，强势的就是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第二代人，弱势的就是之后的第三，四代人。事实上，现时多数身处政府和教会内要职的，都是大约四十五岁以上、介乎二次大战后至七十年代初出生的第二代人。之后的第三代人一般都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日子，开始进入经济稳定的阶段，而第四代人亦开始投身社会，基本上都已经承担着对社会作出经济贡献的角色。然而在社会建制内，第三，四代人都正面对缺乏向上爬升社会阶层的空间和机遇。
诚然，第二代人建设了一套足以应付七、八十年代香港急速发展的经济制度、社会阶梯以及公共道德观。而第二代人的社会论述，例如极度推崇资本主义经济、精英主义下对专业知识和高度道德的尊崇、只要努力就必定出人头地的「香港梦」等等，依然获得第二代人的信任和引以为傲。而这些论述亦渗透了社会不同範围，例如教育、社会福利、医疗系统，当然包括基督教组织。原本世代更迭，第二代人应该接替前人位置，第三、四代人就依次接轨。问题是九七前的移民潮打乱了世代的「接棒系统」，部分第二代人提早接了社会阶梯的更高位置，以至今天仍然距离退休有一段时日。当第二代人今天仍紧捉住接力棒之际，在赛道上苦苦等待的第三、四代人已经发现第二代人的社会论述，对于他们并不适用而且不予信任。
你眼中的工具，我眼中的犬儒
基于第二代人拥有更多社会资源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每当他们需要跟第三、四代人沟通时，往往会使用第二代人明白和认同的价值观去替议题和概念作出定义。正如「总辞经费」及「全然奉献」，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中，拥有较强「话语权」的一方替「成本效益」所作出定义，竟然是极其相似的：「『成本』的大小不是重点，它只是协助论者保护本身的利益和立场的工具。」在第二代人眼中，「成本」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不重要，因为它不过是一件工具用来确立「总辞是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和社会资源，不值得去做」和「信徒全然奉献是美好的，不用怀疑」的观点。但是在第三、四代人之中，为数不少认为「如果总辞可以带动民主发展，高昂成本是可以接受的」以及「虽然『全然奉献』是一种高尚的信徒德行，但是资源有限，总不能每次拓展事工都『全然奉献』」，然而空有观点，却苦无发言权。结果第二代人视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沟通技巧，在第三、四代人眼中却是「犬儒」的谈判技法。第二代人抱怨第三、四代人「不够务实，浪费时间讨论」、「怎样讲也不明白」；第三，四代人却说第二代人从来没有聆听他们的说话。最后双方都未能进入理性讨论的範围，什至是否有进入的打算也成疑问。
寻找沟通临界的耶稣
回说当日有女信徒倾倒了一斤极贵重的香膏在耶稣身上，除了犹大之外，其实有其他信徒提出了相关的成本问题（太廿六8-9及可十四4-5）。耶稣在一众门徒当中的确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不过他却没有先替价值等同当时平民一年工钱的香膏赋予神圣定义，亦没有利用这种「全然奉献」行为去教训门徒认证他的崇高宗教地位。相反耶稣谦卑的放弃权力，俯身从门徒看待金钱的世俗角度，平实地告诉他们：周围仍然有很多贫苦人需要金钱帮助，不过这次的巨额消费是为他安葬而作的，是一次例外。
当社会紧持着「经济」、「成就」、「和谐」，却无视「民主追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当教会高举着「异象」、「委身」、「拓展」，却避谈「资源分配」、「策略研究」、「监察制度」究竟在一亿半港元与三十两银子的香膏之间，我们可否放下身段去寻找到理性沟通的临界点？不过当前阵子读完某一执牛耳青年机构兼出版社负责人对年青人的「教诲」文章，我就不禁悲观下来。
（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