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一打開報章，佔據主要版面的都是有關政制改革的爭議與及泛民應否採取「總辭」的討論。篇幅之間，幾乎走漏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的「溫馨提示」：五區總辭招致的補選將需使用一點五億元公帑（《明報》二○○九年十一月廿二日）。
眾聲喧嘩之中，林局長的小點子似乎未能引起大眾的迴響。雖然報道沒有對林局長的提示作進一步闡述，不過潛台詞大概是提醒市民：「泛民總辭的成本相當之高，大眾要考慮是否值得呀！」即使此等提示從來沒有在高價籌辦「維港巨星匯」和賤賣紅灣半島居屋時出現。
冷待一億半的潛台詞？
公平一點說，提出總辭所要支付的成本，應該是一項相當理性和客觀的提案，然而公眾似乎未有表示關注。其實，聖經也有類似的提問。當日馬利亞就傾倒了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於耶穌身上，加略人猶大亦提出了成本的問題。姑且放下猶大是出賣耶穌叛徒這個身分和他發問的背後動機，如果站在中立者的角度，猶大所提出的問題其實可以闡釋為：「於何種情況下我們值得奉獻整年的收入於一次宗教事宜上面？」
當然，公眾對「總辭」所需要的成本問題並不熱衷，可能根本就是基於對「總辭」的冷淡；而討論猶大的提問時通常以道德判決作為基礎，亦可能是因為信徒根據聖經對猶大的解讀，以及尊重耶穌基督配得接受至高榮耀的超然地位。然而，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資本社會，成本效益往往是議事的基本要項的同時，社會竟然對一項使用過億公帑而效果成疑的政治工程不表關心；當教會努力教導會眾「全然奉獻」以支持教會發展之際，卻避談奉獻資源在宗教工作上的分配原則。究竟這種對成本問題「既重視卻又漠視」的弔詭情況，背後是否反映著香港社會，或者貼身一點，香港的基督教系統某些價值觀論述？
手握話語權的第二代港人
社會學大師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由於人類可以互相進行有效的溝通，因此我們可以作出理性行為。這情況亦顯示出「溝通」的本質之內已經固有著「合理性」，人類才可以藉溝通以得出理性判斷。然而，要達到「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即相互之間能在理性層面作出討論，必須建基於一些條件之上。簡單而言，討論雙方需要：
一、跟對方的演說行為，例如用詞、知識背景有共識，以至可以清楚明白對方的意念。因此雙方的學術程度，專業範疇以至文化修為都會影響溝通的效果；
二、真誠地提出正確無誤的論點；以及
三、在雙方同意的前提或假設下討論。如有需要，可以借助雙方之外的知識範疇去澄清和解釋議題的前設。
「溝通理性」著重對話過程中地位對等，確保雙方可以公平和理性地演繹和批評討論內容。如果過程其中一方擁有較強的「話語權」，例如可以為某些概念作出定義（舉例有人可以定義何謂「普選」），又或者無需因應對方意願就決定是否回應或澄清一些問題（例如士兵無權要求上級解釋軍令），此時利益往往就會傾向擁有較強的「話語權」的一方。
明顯地，現今社會和教會建制之中，擁有資源的一方就會擁有較強的「話語權」。從「權力」的角度看，強勢的可能包括政府、商家甚至是教會領導，弱勢的就是市民、勞工和平信徒；從「世代」的角度而言，根據社會學家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理論，強勢的就是擁有更多社會資源的第二代人，弱勢的就是之後的第三，四代人。事實上，現時多數身處政府和教會內要職的，都是大約四十五歲以上、介乎二次大戰後至七十年代初出生的第二代人。之後的第三代人一般都在社會上工作了一段日子，開始進入經濟穩定的階段，而第四代人亦開始投身社會，基本上都已經承擔著對社會作出經濟貢獻的角色。然而在社會建制內，第三，四代人都正面對缺乏向上爬升社會階層的空間和機遇。
誠然，第二代人建設了一套足以應付七、八十年代香港急速發展的經濟制度、社會階梯以及公共道德觀。而第二代人的社會論述，例如極度推崇資本主義經濟、精英主義下對專業知識和高度道德的尊崇、只要努力就必定出人頭地的「香港夢」等等，依然獲得第二代人的信任和引以為傲。而這些論述亦滲透了社會不同範圍，例如教育、社會福利、醫療系統，當然包括基督教組織。原本世代更迭，第二代人應該接替前人位置，第三、四代人就依次接軌。問題是九七前的移民潮打亂了世代的「接棒系統」，部分第二代人提早接了社會階梯的更高位置，以至今天仍然距離退休有一段時日。當第二代人今天仍緊捉住接力棒之際，在賽道上苦苦等待的第三、四代人已經發現第二代人的社會論述，對於他們並不適用而且不予信任。
你眼中的工具，我眼中的犬儒
基於第二代人擁有更多社會資源而獲得更大的「話語權」，每當他們需要跟第三、四代人溝通時，往往會使用第二代人明白和認同的價值觀去替議題和概念作出定義。正如「總辭經費」及「全然奉獻」，兩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中，擁有較強「話語權」的一方替「成本效益」所作出定義，竟然是極其相似的：「『成本』的大小不是重點，它只是協助論者保護本身的利益和立場的工具。」在第二代人眼中，「成本」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並不重要，因為它不過是一件工具用來確立「總辭是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和社會資源，不值得去做」和「信徒全然奉獻是美好的，不用懷疑」的觀點。但是在第三、四代人之中，為數不少認為「如果總辭可以帶動民主發展，高昂成本是可以接受的」以及「雖然『全然奉獻』是一種高尚的信徒德行，但是資源有限，總不能每次拓展事工都『全然奉獻』」，然而空有觀點，卻苦無發言權。結果第二代人視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溝通技巧，在第三、四代人眼中卻是「犬儒」的談判技法。第二代人抱怨第三、四代人「不夠務實，浪費時間討論」、「怎樣講也不明白」；第三，四代人卻說第二代人從來沒有聆聽他們的說話。最後雙方都未能進入理性討論的範圍，甚至是否有進入的打算也成疑問。
尋找溝通臨界的耶穌
回說當日有女信徒傾倒了一斤極貴重的香膏在耶穌身上，除了猶大之外，其實有其他信徒提出了相關的成本問題（太廿六8-9及可十四4-5）。耶穌在一眾門徒當中的確擁有極大的「話語權」，不過衪卻沒有先替價值等同當時平民一年工錢的香膏賦予神聖定義，亦沒有利用這種「全然奉獻」行為去教訓門徒認證衪的崇高宗教地位。相反耶穌謙卑的放棄權力，俯身從門徒看待金錢的世俗角度，平實地告訴他們：周圍仍然有很多貧苦人需要金錢幫助，不過這次的巨額消費是為衪安葬而作的，是一次例外。
當社會緊持著「經濟」、「成就」、「和諧」，卻無視「民主追求」、「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當教會高舉著「異象」、「委身」、「拓展」，卻避談「資源分配」、「策略研究」、「監察制度」究竟在一億半港元與三十兩銀子的香膏之間，我們可否放下身段去尋找到理性溝通的臨界點？不過當前陣子讀完某一執牛耳青年機構兼出版社負責人對年青人的「教誨」文章，我就不禁悲觀下來。
（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