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就香港政制发展的谘询工作虽然到近期才正式展开，但有关的讨论早已在今年夏天开始于政圈中闹得热烘烘。由「五区总辞」到「翻叮○五方案」，在时间表与路线图之间，各方力量都为心目中的想法而尽力拉推角力，惟独民间社会尚未见具体关注行动。
按北京官方的说法，二○一七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选举以及其后的立法会选举可以由普选产生，但「可以」是否「必然」，在舆论里仍见纷纭；二○一二年特首及立法会选举模式举足轻重，在于其结果既左右下届选举的立法工作，又预视日后的选举模式可能朝哪个方向过渡。不过按现时的讨论，地区直选与功能组别各占立法会半壁江山，行政长官的小圈子选举，这些格局到二○一二年恐怕还是不易大幅改动，使民主成分得以扩充。
虽然政制民主化对特区政府取得全面认受性有肯定功效，但经过回归后的多年争议，港人自是明白，内地一天未有真正的民主，香港要争取全面民主，迹近缘木求鱼。只不过，民主从来就不是赐予的。在一国两制下，对于内地的民主发展，港人可以做的很有限，但对于香港本地的民主发展，依据《基本法》努力争取，仍有空间。况且，○三年七一大游行的经验告诉香港人，当为了香港这个家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回头一看，有时会发现，事情可能并非如当初想像般的全不可为。
除此以外，○三、○四年的七一大游行其实也对本地政治生态造成另一项深远影响，就是民间社会与政圈生态的主从距离进一步得以确立。当民间社会有充分而鲜明的表态，政圈亦不能继续自说自话。若果说，政团之间的竞争与妥协，是社会不同意见得以磨合的机制；那么民间社会的主动和活力，就是促使政党政治不致于在过度竞争与过度妥协里迷失方向的重要向导。这一点，即使对日后双普选得以真正实施的香港社会而言，仍是建构健康民主文化的重要元素──更何况，在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保育到教育，由城市规划到衍生工具监管到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等，在在都不能缺少民间社会的活跃参与。这是香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一国两制下中国社会的重要资产之一。
香港的民间社会成员有必要认真了解二○一二选举安排的种种建议和争议，细心思量，积极表达意见。最终所得出的政制安排，虽然未必能尽如人意，但我们深信，当下的探讨、争取和坚持，所生成的健康力量，并不会止于二○一二的时空，也不会限于立法会及行政长官选举的畛域。
民主，是永恒的觉醒。虽然单从制度而言，民主制度的完善充其量只能收窄人类罪性的破坏可能，不一定保证带领社会迈向更美善的境地，更可能致令做好事的门槛提得更高更不易跨越；但因着基督教信仰对人性的深切了解，我们仍相信民主是现存政治制度中没那么差的一个，其背后的精神对香港和内地社会均深具意义。作为香港民间社会重要一员，教会于此有不容忽视的位分。基于各个宗派对政教关系的不同了解，其对于政制发展的探讨进路和表达方式，相信亦各适其式。至于如何进一步深化信徒教牧的民主参与意识，以至如何对政制发展表态，如何发展可持续的长期民主培育工程，相信是今天不少基督徒社会活跃分子心目中的重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