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罢梁永泰在《明报》的一篇〈青年人，未来是靠「倒」政府出来的吗?〉（二○○九年十一月三日），希望撰文回应。
喜见梁永泰的文章（下称「梁文」），原因不是我赞成里面的内容。投石往井底，要等的，是石头撞击的回音，回音很重要，回音可以做雷达导航，没有回音，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苦难变契机」变不了什么？
细读梁文，值得玩味的地方很多，字里行间，想像空间很大，或要等梁再撰文，让我们追看续集。梁文告诉我们：社会充满问题，政府也有错失，所以，青年人，自求多福！政府有限，民间就有机；苦与难，原来是一代人的契机，就像我们父母的路。
在基督教里，有一门学问叫做神义论（Theodicy），要回答的是「如果有神，怎么有苦难？」其中一个答覆是：苦楚是激励，困境皆磨练。而梁文鼓励青年人诉诸的，亦正是这个「激励逻辑」。说回神义论，上述的答覆有两个问题，一是看不见公义的议题（何以上帝折磨无辜者），二是无法处理无意义的苦难（上帝为何容许大屠杀）。同样，把一切苦楚看为机遇，它不能处理的有二：一是社会的制度及政策不义，二是机遇永远地被夺去的情况。
事实上，福音派教会坐拥最大的会众群，但它却没有任何组织和策动社会变革的能力。福音派神学一直酷爱对群体性的禁欲（asceticism against community），它很适合资本主义的期望，把自己当作孤独的「我」，掉进资本流动里等价交换。就这样，我在二万人的聚会里，其实仍是一个人；一千人的敬拜赞美，跟一个人的卡拉OK没分别。一个人，是我的界限，我不能超出它，我不该期望超出它，安于我只是一个人，孤独地祈祷、敬拜、灵修，和神学反思。
就这样，我看见了一个面向青少年，站岗媒体的突破机构，是怎样跟青年学生运动和媒体的根本逻辑冲突。
未来逻辑蒙太奇
翻查旧档，卢龙光曾写到，苏恩佩（《突破》杂志创办人）如何独排众议，在一九七七年金禧事件中，动议刊登声明，向学校施压。苏恩佩走去学生静坐现场支持学生的画面，与梁文的一句话接镜：「但解决社会的困难，是靠『倒』政府出来的吗？」实在可以媲美电影《教父》里一边枪战一边洗礼的接镜（蒙太奇）效果。
再看梁文谈传媒，写道「媒介本应可以扮演开民智守道德的责任」──这里留有很大的空白。究竟，怎样才是「开民智」？怎样才是「守道德」？这里也涉及突破怎样理解它作为媒体的角色。我在传播学念过，传媒是守门者；守门需要判断，未知是否一种审判？真相若涉及不义，未知怎能不激起民粹但又开民智？
梁文有一个逻辑：政府错失难免，所以我们不该X。这个X包括了什么？文里提到，泛民就像「反恐」，那么，像「反恐」的是指泛民以暴亦暴？如果是，这个「暴」便涵盖掷蕉和言语冲突；那么，不该的X是指青年人不该掷蕉？不该骂政府？再读文中一句话：「我们不能期望政府改变一切事情」，这个不该的X，会不会是期望政府改变？想像一下，一个年青人指着台上的梁先生问：你说，你是不是叫我别批评政府？－－我们会听到怎样的回答？
文里提到父母的榜样，是否告诉我们：「你看，父母都熬得过，你死不掉的」？我想，没有人质疑自己父母的毅力，没有人不为在艰苦中抚育青年人成人的父母感到骄傲；只是，压迫父母的人，是否有分于这项骄傲？如果有，我们不只不该倒他，反而要一同表扬他。如果没有，我搞不清楚批评又怎样妨碍欣赏父母的自强。
梁文好像告诉我们：年青人，未来是你的！但现在你别吵。未来给你，现在留我，正如我从前也放弃改变。
群体公义抗争的合法性
笔者在二○○四年曾撰文批评，谈论「尚待突破的突破框框」（《时代论坛》第八七三期）。文里，我指到青年人在突破的青年人论述里消失；对这个消失，我一直不明所以的，现在有点头绪。笔者当时批评，这个框框只有领袖，只有未来，没有平庸青年，没有性别。原来，没有性别，是因为没有群体，一种福音派独有的「群体禁欲」：表面热闹，但信念是鼓励孤独的。原来，没有平庸，是因为政府不能批评，困难都是为了让我做领袖（未来领袖，现在忍忍），缺失都不该指摘。「平庸」一说出，就说出了有人永世不是领袖，也说出了这「不能」的条件，关系到社会的制度不义（而不只是个人懒惰）。
说怨气是人之常情、用爱包涵，进谏梁君，并没有抓紧梁文所否定的。文中否定的，不是人有情绪（所以突破从来乐意搞辅导，不用担心），而是群体公义抗争的合法性。你不合法，但我可考虑给你「法外情」（例如代祷和辅导）。
也许，在突破告别苏恩佩曾到过的学生静坐街头时，它早已告别整个学生运动的传承（不论左中右），告别社群团结，有份促成和维持群体崩破（breakdown），只馀下领袖的幻想症（fantasy）。
（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