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罷梁永泰在《明報》的一篇〈青年人，未來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二○○九年十一月三日），希望撰文回應。
喜見梁永泰的文章（下稱「梁文」），原因不是我贊成裡面的內容。投石往井底，要等的，是石頭撞擊的回音，回音很重要，回音可以做雷達導航，沒有回音，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苦難變契機」變不了甚麼？
細讀梁文，值得玩味的地方很多，字裡行間，想像空間很大，或要等梁再撰文，讓我們追看續集。梁文告訴我們：社會充滿問題，政府也有錯失，所以，青年人，自求多福！政府有限，民間就有機；苦與難，原來是一代人的契機，就像我們父母的路。
在基督教裡，有一門學問叫做神義論（Theodicy），要回答的是「如果有神，怎麼有苦難？」其中一個答覆是：苦楚是激勵，困境皆磨練。而梁文鼓勵青年人訴諸的，亦正是這個「激勵邏輯」。說回神義論，上述的答覆有兩個問題，一是看不見公義的議題（何以上帝折磨無辜者），二是無法處理無意義的苦難（上帝為何容許大屠殺）。同樣，把一切苦楚看為機遇，它不能處理的有二：一是社會的制度及政策不義，二是機遇永遠地被奪去的情況。
事實上，福音派教會坐擁最大的會眾群，但它卻沒有任何組織和策動社會變革的能力。福音派神學一直酷愛對群體性的禁慾（asceticism against community），它很適合資本主義的期望，把自己當作孤獨的「我」，掉進資本流動裡等價交換。就這樣，我在二萬人的聚會裡，其實仍是一個人；一千人的敬拜讚美，跟一個人的卡拉OK沒分別。一個人，是我的界限，我不能超出它，我不該期望超出它，安於我只是一個人，孤獨地祈禱、敬拜、靈修，和神學反思。
就這樣，我看見了一個面向青少年，站崗媒體的突破機構，是怎樣跟青年學生運動和媒體的根本邏輯衝突。
未來邏輯蒙太奇
翻查舊檔，盧龍光曾寫到，蘇恩佩（《突破》雜誌創辦人）如何獨排眾議，在一九七七年金禧事件中，動議刊登聲明，向學校施壓。蘇恩佩走去學生靜坐現場支持學生的畫面，與梁文的一句話接鏡：「但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實在可以媲美電影《教父》裡一邊槍戰一邊洗禮的接鏡（蒙太奇）效果。
再看梁文談傳媒，寫道「媒介本應可以扮演開民智守道德的責任」──這裡留有很大的空白。究竟，怎樣才是「開民智」？怎樣才是「守道德」？這裡也涉及突破怎樣理解它作為媒體的角色。我在傳播學唸過，傳媒是守門者；守門需要判斷，未知是否一種審判？真相若涉及不義，未知怎能不激起民粹但又開民智？
梁文有一個邏輯：政府錯失難免，所以我們不該X。這個X包括了甚麼？文裡提到，泛民就像「反恐」，那麼，像「反恐」的是指泛民以暴亦暴？如果是，這個「暴」便涵蓋擲蕉和言語衝突；那麼，不該的X是指青年人不該擲蕉？不該罵政府？再讀文中一句話：「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這個不該的X，會不會是期望政府改變？想像一下，一個年青人指著台上的梁先生問：你說，你是不是叫我別批評政府？－－我們會聽到怎樣的回答？
文裡提到父母的榜樣，是否告訴我們：「你看，父母都熬得過，你死不掉的」？我想，沒有人質疑自己父母的毅力，沒有人不為在艱苦中撫育青年人成人的父母感到驕傲；只是，壓迫父母的人，是否有分於這項驕傲？如果有，我們不只不該倒他，反而要一同表揚他。如果沒有，我搞不清楚批評又怎樣妨礙欣賞父母的自強。
梁文好像告訴我們：年青人，未來是你的！但現在你別吵。未來給你，現在留我，正如我從前也放棄改變。
群體公義抗爭的合法性
筆者在二○○四年曾撰文批評，談論「尚待突破的突破框框」（《時代論壇》第八七三期）。文裡，我指到青年人在突破的青年人論述裡消失；對這個消失，我一直不明所以的，現在有點頭緒。筆者當時批評，這個框框只有領袖，只有未來，沒有平庸青年，沒有性別。原來，沒有性別，是因為沒有群體，一種福音派獨有的「群體禁慾」：表面熱鬧，但信念是鼓勵孤獨的。原來，沒有平庸，是因為政府不能批評，困難都是為了讓我做領袖（未來領袖，現在忍忍），缺失都不該指摘。「平庸」一說出，就說出了有人永世不是領袖，也說出了這「不能」的條件，關係到社會的制度不義（而不只是個人懶惰）。
說怨氣是人之常情、用愛包涵，進諫梁君，並沒有抓緊梁文所否定的。文中否定的，不是人有情緒（所以突破從來樂意搞輔導，不用擔心），而是群體公義抗爭的合法性。你不合法，但我可考慮給你「法外情」（例如代禱和輔導）。
也許，在突破告別蘇恩佩曾到過的學生靜坐街頭時，它早已告別整個學生運動的傳承（不論左中右），告別社群團結，有份促成和維持群體崩破（breakdown），只餘下領袖的幻想症（fantasy）。
（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