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文大学校长高锟教授荣获诺贝尔奖，各方的恭贺涌至，连中大旧生、昔日的活跃分子也纷纷歌颂当年校长作风开明，对反叛学生无限包容。可是，媒体报道老教授患上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病情可能已达中期老年痴呆，他像局外人一样已经忘了自己是「光纤之父」，唯一忘不了是同行半世纪的妻子的好。
今年刚巧是爱尔兰作家艾瑞斯‧梅铎（Dame Iris Murdoch，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至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逝世十周年，这位曾被誉为「全英国最聪明的女人」人生最后的阶段也是与阿尔茨海默症共同度过。梅铎的真人真事曾被拍成电影《爱莉思的情书》（Iris）由琦温丝莉（Kate Winslet）和茱迪丹芝（Judi Dench）分别饰演年轻时代和暮年的女主角。故事改编自梅铎的丈夫巴约翰教授（John Bayley）的回忆录，加上两位影后的精湛演技，获不少提名和奖项，属于少数以思想家生平为蓝本而赢得公众认可的主流电影。真实世界中，年轻的梅铎思想前卫、率性而为，曾是维根斯坦的学生，却又深受存在主义大师沙特的影响，固然是位充满魅力的扬眉女子；而她盛年时很快就取得文学上和哲学上杰出的成就，受读者、学生和同辈（不论男女）的爱戴，一生都是个「万人迷」。但电影最动人之处不是女主角，反而是饰演她丈夫的英国资深演员Jim Broadbent，他每天为生活的大小事独力张罗，又要兼顾自己的学术工作，面对情绪不受控制的妻子，只能每天不断重播录影了的幼儿电视节目《天线得得B》（Teletubbies）娱乐安抚她，勉强替她打发时间自己才稍得安宁。这个笨拙的老头子对爱莉思的痴情，流露于他的耐性每被推到极限时那种崩溃和沮丧，原来在他温柔的一往情深下面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烦躁不安，其中包括对她婚后重复的背叛不忠的难以释怀（虽然在电影里他对此从不置一词）。她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但他仍然记得她做过的一切，由于他有责任成为她记忆的守护者，所以他不能宽恕、惟恐会忘记；因为他坚持为她背负一切，于是也必须承担她的罪咎。
失去语言，失去自我
虽然现今香港社会对老年痴呆症的关注日渐提升，但大众对病者和病情的了解仍然非常肤浅，什至充满迷思和偏见，在电视电影里面见到的往往更不足信。我们缺乏的不单是客观的医学常识，更加是主观的同情共感，因为病者逐步丧失语言的表达能力，他们一步步走进黑暗隧道的内心历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见到高锟教授笑嘻嘻、一脸稚气、乐天忘忧，正如广东人所谓「老人成嫩仔」，这只是我们用有限的、惯常的文化符号去消化，什至「解释掉」（explained away）一些陌生的、异类的、无以名状的新事物。「自我」（Self）对崇拜个体的现代人来说太重要，失去自我意识是比死亡更难面对的突兀和禁忌，彷佛灵魂离开了躯壳，人完全跟自己「异化」！「返老还童」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对这种虽生犹死的怖栗，一厢情愿的自我开解。社会大众（包括社福机构的专业人员）将长者「幼儿化」（infantization）是社会老人学恒常批判的现象，反映于我们的公共政策漠视长者的尊严和自主权，以及安老设施和服务将需要被照顾的体弱长者当成幼稚园的小孩般以「呵护备至」为理由指挥控制，任意地摆布他们的身体、高压地管理他们的时间。
对老年痴呆症的另外一个认知盲点是对护老者（caregiver）视而不见。电视画面出现高锟伉俪开怀地一同洗菜烧饭，但镜头后有更多我们看不到的残酷现实，看不到五十年的恩情已经一天一天被这个病蚕食，到最后他们终于会成为彼此的「陌生人」！我们只见到高锟夫人黄美芸女士在访问中甜丝丝地说：「他很乖，听我话。得病后有时候记不得事情，他就笑。」或者听不出她那句：「因为知道呢个人以前系点样，呢个人已经走咗，唔喺度。」背后的凄凉心酸。他的难堪（humiliation）只有她作为代言人，她不但是他这个丑陋的疾病的见证人，什至是「共谋者」，因为她的言语也不得不迁就他而自愿地「幼儿化」，她的生活节奏与他息息相关几乎令她成为了「类病人」。
由「我是谁」到「我属谁」
记忆对基督信仰极为重要，福音就是对历史中耶稣的故事的回忆和重述，圣餐就是对十架上被钉的基督的记念和再现。我们的生命不断在记忆与遗忘之间争战，但一个病就可以宣判我们彻底惨败，一切都是徒然！耶鲁大学着名圣经学者Leander Keck的儿子大卫曾经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了一本题为Forgetting Whose We Are的书，从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庭经历探讨相关的神学信仰问题，他称这个病做「神学性的病」（theological disease），因为它轻易摧毁我们很多神学、哲学和文化上对于「人何以为人」的假设。身体神学家说，我是我的肉身；叙事神学家说，我是我的故事；解放神学家说，我是我的践行（praxis）；福音派神学家说，我是我的信心。阿尔茨海默症不留情面地解构这些论述的空洞，令神学的词语破碎、使理性和道德破产，最终将所有牵连在内的当事人化约成沉默失语的虚无；更什者，是这种病预先剥夺了「善终」（good death）的盼望，它令患者提早失去了身体和思想，只剩得被囚禁的、等待死亡的灵魂。然而，大卫没有为抗衡这个疾病而替自主（autonomy）辩护，反而指出人对身体的自由、思想的独立的执着扭曲了人与人、人与上主的关系。人无助地被别人的手迎接到这个世界，最后又无助地被别人的手送往最后一程，由始至终我们都是被照顾的（cared for），依赖别人不是耻辱，而是存在的真相。于是，大卫认为「我是谁？」并非是最需要知道和记忆的，更重要是「我们属于谁？」。家庭、社群、教会有互相照顾和集体回忆的责任。当教会沦为只为自己而存在、只着眼自己的增长和健康，她就忘记了自己到底属谁。
他们／我们，可属于谁？
龚立人教授在《不正常的信仰》一书中曾提出「基督是残障人士」的隐喻，因为基督一样需要倚赖别人。也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先天或后天的身心残障，哪怕微小如眼睛的近视、或心理上对某类动物昆虫的惊恐症；不但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健全」的，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自足自存。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一个肢体伤残等于基督的身体也伤残、也经历痛楚；教会必须承认她本身也是残障的、是不能自足自存的：残障者不需要我们纡尊降贵的同情，反而是我们需要他们的同在，成为我们的祝福！教会不能奢言成为长者的匡护者，但我们的福音、崇拜、讲道、团契生活却不欢迎老年痴呆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政府无疑经常拿人口老龄化的计时炸弹恐吓市民，当为削减长者福利和其他公共开支的借口，但我们若将人口老化定性为政府负责解决的问题，而看不到生老病死就在教会里面发生，我们便大错特错！
据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联同中文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系二○○五至○六年进行的调查研究，六十岁或以上的香港人患上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随年龄递增，每年长五岁，患病的机会率就增加一倍，七十岁以上长者的病发率达9.3%。以此推算全港最少约有七万多名社区病患者，他们不但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亲人、主内的兄姊，有一日更可能是我们自己。
（写在九月廿一日「世界老年痴呆日」之后）
（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