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文大學校長高錕教授榮獲諾貝爾獎，各方的恭賀湧至，連中大舊生、昔日的活躍分子也紛紛歌頌當年校長作風開明，對反叛學生無限包容。可是，媒體報道老教授患上阿爾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病情可能已達中期老年癡呆，他像局外人一樣已經忘了自己是「光纖之父」，唯一忘不了是同行半世紀的妻子的好。
今年剛巧是愛爾蘭作家艾瑞斯‧梅鐸（Dame Iris Murdoch，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至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逝世十週年，這位曾被譽為「全英國最聰明的女人」人生最後的階段也是與阿爾茨海默症共同度過。梅鐸的真人真事曾被拍成電影《愛莉思的情書》（Iris）由琦溫絲莉（Kate Winslet）和茱迪丹芝（Judi Dench）分別飾演年輕時代和暮年的女主角。故事改編自梅鐸的丈夫巴約翰教授（John Bayley）的回憶錄，加上兩位影后的精湛演技，獲不少提名和獎項，屬於少數以思想家生平為藍本而贏得公眾認可的主流電影。真實世界中，年輕的梅鐸思想前衛、率性而為，曾是維根斯坦的學生，卻又深受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影響，固然是位充滿魅力的揚眉女子；而她盛年時很快就取得文學上和哲學上傑出的成就，受讀者、學生和同輩（不論男女）的愛戴，一生都是個「萬人迷」。但電影最動人之處不是女主角，反而是飾演她丈夫的英國資深演員Jim Broadbent，他每天為生活的大小事獨力張羅，又要兼顧自己的學術工作，面對情緒不受控制的妻子，只能每天不斷重播錄影了的幼兒電視節目《天線得得B》（Teletubbies）娛樂安撫她，勉強替她打發時間自己才稍得安寧。這個笨拙的老頭子對愛莉思的癡情，流露於他的耐性每被推到極限時那種崩潰和沮喪，原來在他溫柔的一往情深下面是不足為外人道的煩躁不安，其中包括對她婚後重複的背叛不忠的難以釋懷（雖然在電影裡他對此從不置一詞）。她已經忘了自己是誰，但他仍然記得她做過的一切，由於他有責任成為她記憶的守護者，所以他不能寬恕、惟恐會忘記；因為他堅持為她背負一切，於是也必須承擔她的罪咎。
失去語言，失去自我
雖然現今香港社會對老年癡呆症的關注日漸提升，但大眾對病者和病情的了解仍然非常膚淺，甚至充滿迷思和偏見，在電視電影裡面見到的往往更不足信。我們缺乏的不單是客觀的醫學常識，更加是主觀的同情共感，因為病者逐步喪失語言的表達能力，他們一步步走進黑暗隧道的內心歷程，我們不得而知。我們見到高錕教授笑嘻嘻、一臉稚氣、樂天忘憂，正如廣東人所謂「老人成嫩仔」，這只是我們用有限的、慣常的文化符號去消化，甚至「解釋掉」（explained away）一些陌生的、異類的、無以名狀的新事物。「自我」（Self）對崇拜個體的現代人來說太重要，失去自我意識是比死亡更難面對的突兀和禁忌，彷彿靈魂離開了軀殼，人完全跟自己「異化」！「返老還童」只是我們作為旁觀者對這種雖生猶死的怖慄，一廂情願的自我開解。社會大眾（包括社福機構的專業人員）將長者「幼兒化」（infantization）是社會老人學恆常批判的現象，反映於我們的公共政策漠視長者的尊嚴和自主權，以及安老設施和服務將需要被照顧的體弱長者當成幼稚園的小孩般以「呵護備至」為理由指揮控制，任意地擺佈他們的身體、高壓地管理他們的時間。
對老年癡呆症的另外一個認知盲點是對護老者（caregiver）視而不見。電視畫面出現高錕伉儷開懷地一同洗菜燒飯，但鏡頭後有更多我們看不到的殘酷現實，看不到五十年的恩情已經一天一天被這個病蠶食，到最後他們終於會成為彼此的「陌生人」！我們只見到高錕夫人黃美芸女士在訪問中甜絲絲地說：「他很乖，聽我話。得病後有時候記不得事情，他就笑。」或者聽不出她那句：「因為知道呢個人以前係點樣，呢個人已經走咗，唔喺度。」背後的悽涼心酸。他的難堪（humiliation）只有她作為代言人，她不但是他這個醜陋的疾病的見證人，甚至是「共謀者」，因為她的言語也不得不遷就他而自願地「幼兒化」，她的生活節奏與他息息相關幾乎令她成為了「類病人」。
由「我是誰」到「我屬誰」
記憶對基督信仰極為重要，福音就是對歷史中耶穌的故事的回憶和重述，聖餐就是對十架上被釘的基督的記念和再現。我們的生命不斷在記憶與遺忘之間爭戰，但一個病就可以宣判我們徹底慘敗，一切都是徒然！耶魯大學著名聖經學者Leander Keck的兒子大衛曾經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了一本題為Forgetting Whose We Are的書，從母親罹患阿爾茨海默症的家庭經歷探討相關的神學信仰問題，他稱這個病做「神學性的病」（theological disease），因為它輕易摧毀我們很多神學、哲學和文化上對於「人何以為人」的假設。身體神學家說，我是我的肉身；敘事神學家說，我是我的故事；解放神學家說，我是我的踐行（praxis）；福音派神學家說，我是我的信心。阿爾茨海默症不留情面地解構這些論述的空洞，令神學的詞語破碎、使理性和道德破產，最終將所有牽連在內的當事人化約成沉默失語的虛無；更甚者，是這種病預先剝奪了「善終」（good death）的盼望，它令患者提早失去了身體和思想，只剩得被囚禁的、等待死亡的靈魂。然而，大衛沒有為抗衡這個疾病而替自主（autonomy）辯護，反而指出人對身體的自由、思想的獨立的執著扭曲了人與人、人與上主的關係。人無助地被別人的手迎接到這個世界，最後又無助地被別人的手送往最後一程，由始至終我們都是被照顧的（cared for），依賴別人不是恥辱，而是存在的真相。於是，大衛認為「我是誰？」並非是最需要知道和記憶的，更重要是「我們屬於誰？」。家庭、社群、教會有互相照顧和集體回憶的責任。當教會淪為只為自己而存在、只著眼自己的增長和健康，她就忘記了自己到底屬誰。
他們／我們，可屬於誰？
龔立人教授在《不正常的信仰》一書中曾提出「基督是殘障人士」的隱喻，因為基督一樣需要倚賴別人。也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有或多或少、先天或後天的身心殘障，哪怕微小如眼睛的近視、或心理上對某類動物昆蟲的驚恐症；不但沒有一個人是完全「健全」的，而且從來沒有一個人能自足自存。而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一個肢體傷殘等於基督的身體也傷殘、也經歷痛楚；教會必須承認她本身也是殘障的、是不能自足自存的：殘障者不需要我們紆尊降貴的同情，反而是我們需要他們的同在，成為我們的祝福！教會不能奢言成為長者的匡護者，但我們的福音、崇拜、講道、團契生活卻不歡迎老年癡呆症患者和他們的家人。政府無疑經常拿人口老齡化的計時炸彈恐嚇市民，當為削減長者福利和其他公共開支的藉口，但我們若將人口老化定性為政府負責解決的問題，而看不到生老病死就在教會裡面發生，我們便大錯特錯！
據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聯同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學系二○○五至○六年進行的調查研究，六十歲或以上的香港人患上老年癡呆症的風險隨年齡遞增，每年長五歲，患病的機會率就增加一倍，七十歲以上長者的病發率達9.3%。以此推算全港最少約有七萬多名社區病患者，他們不但可能是我們身邊的親人、主內的兄姊，有一日更可能是我們自己。
（寫在九月廿一日「世界老年癡呆日」之後）
（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