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娱乐周刊登了一篇相当富娱乐性的访问，相信会在香港的教会圈里产生一点浪花。问题相信仍然是围绕政教的关系。我认为目前香港的教会对于如何在政治领域中扮演「教会角色」，又或者说教会在社会中有怎样的「政治角色」，是相当模糊不清的，至少可看到五条路。
一、从少数派的观点，如Hauerwas，以教会本位，治理好教会群体，作社会中作另类的社群，服务社会，而不服务政府。至于游说政府与市民，只是一个可选择的option，并无必须性。见证可以不用游说。这是梁院长的少数主义路线。
二、从现代民主社会赋予公民之责任作为基督徒作参与政治事务的进入点，教会社群既有自己的价值，则毋须避讳，也毋须先翻译成世俗语言，可以不亢不卑地以本身的 基督教价值参与民主社会的多元价值角力与游说游戏，目的不在于使非信徒屈从于基督教的价值，乃是让公众人士经过对话游说，发现创造天地之主的美意，在普遍启示之下，在多元的世界里达至更大的公益。这是关博士的对话辩论路线。
三、另一个大概也与上述第二点相似，但再进一步移近政治哲学的narrative，认为需要先翻译成世俗的逻辑，以世俗原则玩世俗游戏。普遍启示可以用普遍语言表达。这是戴教授的学科整合路线。
四、再进一步的，是将教会本身的narrative，翻译成世俗的narrative，并且没有remainder。某些人不再重视与信徒社群的相交，因为教 会已相当落伍，他们改以政党作为新的社群认同。世俗的政治议程主导思考，教会为之服务，赋予神学上的根据。例如受访的神学家说：「上帝造人，让他们有民主 普选权利。」又说：「如果你班PK有种，就一齐反廿三条，用《圣经》的讲法：『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基督徒应该在政治上 跟人民站在联合阵线，做最重要的事，之后反对赌波这些小家议题，人民会俾你。……」这种思路下，基督信仰若有remainder，也只成为人民施舍的小甜头。我的解读是：「嗱，你地班基督徒，如果肯同我地广大人民一同争取我们的政治梦想，那么你们自己想要的小甜头，就施舍给你们吧。」（谁是人民？当然那些被此神学家称为「狗」的不算吧。那些十多年来从内地来港，高度拥护中共政权的新来港爱国人士，当然不算吧。那些只是黑五类，不算是人民，至少不算是香港人吧！）
头三项都是现时教会群体里较多讨论的路线，但第四条，让神学家带路吧。可爱的神学家，可怜的神学家太太。辛苦了，好姊妹。
五、在以上四类以外，也有一些是没经思考的（疑似）「政教分离」论。一般而言不谈政事，但却喜欢向基督徒高官招手，让他们主持重要聚会，变相荣升教会领袖。或许他们误以为只要有更多基督徒进入政府，便可以将基督教价值活现出来。又或以为只要教会堂会本身与政府保持距离，便是政教分离。他们不算是有组织地有策略地渗入政府，巴结政府，借助政府力量来推广教会业务，但却是乐于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或承办商。他们也不是不会对不义的政策作出批判，只是因为抱守某一种「政教分离」的观念，而误以为教会不需太多说话，只局限于某些他们认为与人性与道德直接有关的政策作出批判，例如婚姻家庭安乐死等。这第五类与上述四类不同，不算是以一种慎密的理论反省作为分野，而只是经验上出现的一类。近年一些举办大型祈祷会的搞手，可算是这一类。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