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国庆与中秋节日的欢愉，从历史宏观的座标，香港需要严肃为配合国家走向百年大业明确定位。从现实社会处境考量，对贫富两极化，新世代的焦虑与徬徨，都不能以因循、即兴、短视的眼光去回应。
特区政府的心战室早已放风，因应经济最坏情况已经渐去，新年度的施政报告，将不再以「派糖」及「急援」为主轴，着力于六大新优势经济产业的发展。但只要参考不同的经济数据及研究，香港的低下阶层，完全未能受惠于股市和楼市的升势，财富只是进一步集中，资金苦无出路，又再催谷投机性的活动，楼价的非理性上升益令收入低微的工作人口，产生更大的情绪反应──社会为何如此不公平？
香港的就业市场正逐步形成双轨模式──早入职的正规劳工，特别在政府及大机构任职者，仍享有较高的待遇和保障，当然生产成本也较高，而另一轨则属于低成本、少保障、缺出路的合约员工，这正是贫富两极化的根源。
政府近年力推的外判制度，不啻成为激化贫富悬殊、扭曲工作文化的罪魁祸首。以一九九七年港英最后一个财政年度计算，公务员人数共达十八万四千多人，属于最低薪的第一标准薪级者达二万二千八百多人，月入八千至一万一千元。由于政府励行瘦身，削减公务员人数，本来延聘大量人手的部门朝向外判模式。表面上公帑的开支是减少了，以迄最近的公务员人数已减至十五万五千多人，但那些最基层的员工却成为外判制度的牺牲者，月薪被下调至五、六千元之间。犹有什者，更多的连锁企业，资助机构纷纷效尤，奉为削减开支的金科玉律。可怜是那些叫价能力低，唯有一职去养活的基层工人，无辜成为「肥上瘦下，做靓盘数」的外判文化的受害者。
除了薪酬的每况愈下，外判文化另一贻害，是政府、机构或企业可以明正言顺地推卸雇主应有的责任与承担，一切由承办者负责；后者只求符合合约的要求，在价低者得的竞争条件下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益令外判制的工人，失掉应有的保障和权益，有苦自己知，有寃无路诉。
外判工作已成为资本主义定义下的边缘劳工，没有本身的位置。这种工作文化正逐步拓大，形成结构性问题。当社会上要讨论最低工资立法问题，外判制度的弊端更见彰露。
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关系到深层的结构罪恶，而这些罪恶往往被美丽的包装所掩饰。有钱有权阶层拥有定义与话语权，致令社会出现更多荒唐的糖衣。
如果我们对此现象视若无睹，欣然接受，外判文化将进一步蚕食社会的根基，一切事情也可以外判运作。最明显的趋势是愈多家庭把子女的教育照顾也外判给不同的承包者，父母可以卸却责任，但苦果必定自当。
教会群体多年来看重职场伦理与工作见证，但太侧重于资本主义运作下的自处自义，讲求个人的为盐作光，缺乏对结构性问题的深究与批判，又或本身也迎合了外判文化的效率与方便，什至将扶贫关爱，变成了外判式的自我感觉良好。焉能不悬崖勒马，站在社会上最弱势无助的一方，将光照在黑暗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