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國慶與中秋節日的歡愉，從歷史宏觀的座標，香港需要嚴肅為配合國家走向百年大業明確定位。從現實社會處境考量，對貧富兩極化，新世代的焦慮與徬徨，都不能以因循、即興、短視的眼光去回應。
特區政府的心戰室早已放風，因應經濟最壞情況已經漸去，新年度的施政報告，將不再以「派糖」及「急援」為主軸，著力於六大新優勢經濟產業的發展。但只要參考不同的經濟數據及研究，香港的低下階層，完全未能受惠於股市和樓市的升勢，財富只是進一步集中，資金苦無出路，又再催谷投機性的活動，樓價的非理性上升益令收入低微的工作人口，產生更大的情緒反應──社會為何如此不公平？
香港的就業市場正逐步形成雙軌模式──早入職的正規勞工，特別在政府及大機構任職者，仍享有較高的待遇和保障，當然生產成本也較高，而另一軌則屬於低成本、少保障、缺出路的合約員工，這正是貧富兩極化的根源。
政府近年力推的外判制度，不啻成為激化貧富懸殊、扭曲工作文化的罪魁禍首。以一九九七年港英最後一個財政年度計算，公務員人數共達十八萬四千多人，屬於最低薪的第一標準薪級者達二萬二千八百多人，月入八千至一萬一千元。由於政府勵行瘦身，削減公務員人數，本來延聘大量人手的部門朝向外判模式。表面上公帑的開支是減少了，以迄最近的公務員人數已減至十五萬五千多人，但那些最基層的員工卻成為外判制度的犧牲者，月薪被下調至五、六千元之間。猶有甚者，更多的連鎖企業，資助機構紛紛效尤，奉為削減開支的金科玉律。可憐是那些叫價能力低，唯有一職去養活的基層工人，無辜成為「肥上瘦下，做靚盤數」的外判文化的受害者。
除了薪酬的每況愈下，外判文化另一貽害，是政府、機構或企業可以明正言順地推卸僱主應有的責任與承擔，一切由承辦者負責；後者只求符合合約的要求，在價低者得的競爭條件下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益令外判制的工人，失掉應有的保障和權益，有苦自己知，有寃無路訴。
外判工作已成為資本主義定義下的邊緣勞工，沒有本身的位置。這種工作文化正逐步拓大，形成結構性問題。當社會上要討論最低工資立法問題，外判制度的弊端更見彰露。
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關係到深層的結構罪惡，而這些罪惡往往被美麗的包裝所掩飾。有錢有權階層擁有定義與話語權，致令社會出現更多荒唐的糖衣。
如果我們對此現象視若無睹，欣然接受，外判文化將進一步蠶食社會的根基，一切事情也可以外判運作。最明顯的趨勢是愈多家庭把子女的教育照顧也外判給不同的承包者，父母可以卸卻責任，但苦果必定自當。
教會群體多年來看重職場倫理與工作見證，但太側重於資本主義運作下的自處自義，講求個人的為鹽作光，缺乏對結構性問題的深究與批判，又或本身也迎合了外判文化的效率與方便，甚至將扶貧關愛，變成了外判式的自我感覺良好。焉能不懸崖勒馬，站在社會上最弱勢無助的一方，將光照在黑暗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