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主办两场「建国六十年，中国宗教自由发展」研讨会，首场由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邢福增博士及圣神研究中心执行秘书林瑞琪博士主讲「建国首三十年中国宗教自由的发展」，已在九月廿九日晚上于黄大仙天主教小学举行，近五十人参与。
邢福增（右图）先以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两方面解说中国实践宗教自由所涉及的两个问题。意识形态乃指共产党的无神论，理论上，共产党对宗教抱敌视立场，正如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共产主义追求革命和奋斗，并且认为宗教使人麻醉，失去斗争的精神，妨碍社会的进步，故是一种反共的表现。邢福增说：「（共产主义认为）那些无法帮助自己的人才需要宗教，无问题不需要宗教。」因此，宗教于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社会中没有存在的价值，会自然灭亡。然而，他指出，这不过是共产主义的纯粹理论，共产党亦明白在尚未完全发展成社会主义之时，社会仍然产生各种矛盾，人民实际上需要宗教。另一方面，共产党视宗教组织为一种社会组织，它们的发展空间和自由有多大，则决定于党的管控程度。
邢福增提出了三种共产党于不同时期分别采取的管控态度。首先，毛泽东时期乃采取全能主义，连人民的思想也受管，不容许任何自由，这时期最为极端。共产党期望加快进入理想的社会主义，故不待宗教自然灭亡便主动介入，阻碍宗教的发展。但今日的共产党以执政党定位，提倡善治和法治。他们认为宗教对社会有益，对于宗教组织的压制则相对减低了。第三种则是公民社会的，以小政府管治，不干扰宗教，宗教亦会自行消失，但这只是理想而已。
邢福增进一步以建国三十年的宗教发展历程展现了共产党的角色深深影响了宗教发展的自由。其实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2)，共产党承认中国尚未实现社会主义，故以经济发展为主，即使资产阶级亦有地位，宗教发展也相对自由。邢福增认为今日的中国好像回到这个时期，只是换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已。在五二年以后，共产党开始了急进的发展进程：乌托邦运动及其修正、文化大革命等等，共产党对宗教不断进行消灭和改造。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侯，共产党便曾以「联合崇拜」把教堂合并；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时，有形的宗教活动更不被容许，很多宗教活动都改成地下活动。期后，宗教组织必须以「爱国」作为大前提，并撤离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等，只能进行宗教仪式而走向一元化的局面。邢福增指出，宗教组织必须黑白分明地表达其政见，不表态则等同反共。在这种革命洪流下，基督教断进行改革以争取生存空间。对此，邢福增认为，由于共产党以基督教的历史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入侵关系密切的原因，迫令当时的外国传教士、差会离开中国，而基督教的领导亦以此为「原罪」，因而愿意建立三自教会等表明爱国作为补偿。
事实上，在一九四九年建国之时，宪法赋与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权」，但到了一九七八年的《七五宪法》里，却改成「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邢福增认为这是一种制衡。此外，从宪法来看，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直只给予人民「宗教信仰自由」，而非「宗教自由」，即头脑上信奉什么都可以，但不可以自由实践出来。邢福增总结，宗教自由其实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不可分割，这是关乎人民能否以自己的良心发表的权利。然而，在首三十年，共产党则通过政治运动，为人带来恐慌，以便管治，包起了所有的事情来管，宗教的自由空间于建国首三十年非常狭窄。
接着，林瑞琪博士（右图）在邢福增提供的历史框架下继续解说天主教当时的发展状况。对于共产党的宗教观念，林瑞琪想到一个相当吊诡的地方：共产政府高举无神论，却想要以党的精神价值控制所有人的思想。更荒谬的是，于建国首三十年，共产党乃以道德高地（或称真理）来统服人民，林瑞琪说时亦强调今天的人听到必然会觉得匪夷所思。但他举出了一些例证，「于一九五八年，陈垣为了留在中国见证共产党带领国家的发展，放弃胡适一早于天主教辅仁大学预留给他的校长一职。」其后，陈垣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软禁。林瑞琪指出，不但中国学者对共产党产生迷思，于一九七四年两次重要的宗教会议：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China及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中，均有欧洲的教士形容中国共产主义的社会与天国之地相当接近，什至把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民和「无名的基督徒」相提并论；于七十年的欧美，很多人更认为人民公社是最理想的教会模式。林瑞琪曾反思，天主教自利马窦传入中国四百多年，亦未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但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短短二十多年何以得到人民接受呢？他认为武装斗争是重要的因素，但共产党当然没有计算「武」的部分，以为他们真的以精神取得人民的尊重，故此，毛泽东于一九四一年讲话的时候，乃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姿态进行。
林瑞琪认为，正由于共产党自以为得到了人民认受，自觉其政策不会有错，因此，对于反右各左、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策均不承认出错。在这个思维下，镇压宗教自由当然没有问题。他们什至认为党既然是无误的，宗教需要被镇压，那便是宗教本身出了问题。但他指出，正如邢福增提出的「原罪观」，教会人士什至亦觉得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妥当而被受镇压，这样，人心的意志便很容易完全崩溃。所以，于民革后，共产党的道德高地失据，出现道德真空，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自杀率便相当高。
来到今天，林瑞琪和身处当时的神职人员谈论往日时，这些人都能抱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去看，受苦的神父都不觉当时受苦。有些人认为共产党对于宗教自由的压抑，是出于管理观念，但林瑞琪强调不应为了方便管理民众而令民间团体或教会受苦。最重要的是政府永远不承认曾经迫害教会，反而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之一，常说：「其实大家都是受害者，我们（共产党）都很伤的。」最终不会讨论问题。在这个思维下，「失去宗教自由」是自然不过的。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09.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