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主辦兩場「建國六十年，中國宗教自由發展」研討會，首場由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邢福增博士及聖神研究中心執行祕書林瑞琪博士主講「建國首三十年中國宗教自由的發展」，已在九月廿九日晚上於黃大仙天主教小學舉行，近五十人參與。
邢福增（右圖）先以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兩方面解說中國實踐宗教自由所涉及的兩個問題。意識形態乃指共產黨的無神論，理論上，共產黨對宗教抱敵視立場，正如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共產主義追求革命和奮鬥，並且認為宗教使人麻醉，失去鬥爭的精神，妨礙社會的進步，故是一種反共的表現。邢福增說：「（共產主義認為）那些無法幫助自己的人才需要宗教，無問題不需要宗教。」因此，宗教於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社會中沒有存在的價值，會自然滅亡。然而，他指出，這不過是共產主義的純粹理論，共產黨亦明白在尚未完全發展成社會主義之時，社會仍然產生各種矛盾，人民實際上需要宗教。另一方面，共產黨視宗教組織為一種社會組織，它們的發展空間和自由有多大，則決定於黨的管控程度。
邢福增提出了三種共產黨於不同時期分別採取的管控態度。首先，毛澤東時期乃採取全能主義，連人民的思想也受管，不容許任何自由，這時期最為極端。共產黨期望加快進入理想的社會主義，故不待宗教自然滅亡便主動介入，阻礙宗教的發展。但今日的共產黨以執政黨定位，提倡善治和法治。他們認為宗教對社會有益，對於宗教組織的壓制則相對減低了。第三種則是公民社會的，以小政府管治，不干擾宗教，宗教亦會自行消失，但這只是理想而已。
邢福增進一步以建國三十年的宗教發展歷程展現了共產黨的角色深深影響了宗教發展的自由。其實於新民主主義時期(1949-1952)，共產黨承認中國尚未實現社會主義，故以經濟發展為主，即使資產階級亦有地位，宗教發展也相對自由。邢福增認為今日的中國好像回到這個時期，只是換上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已。在五二年以後，共產黨開始了急進的發展進程：烏托邦運動及其修正、文化大革命等等，共產黨對宗教不斷進行消滅和改造。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時侯，共產黨便曾以「聯合崇拜」把教堂合併；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時，有形的宗教活動更不被容許，很多宗教活動都改成地下活動。期後，宗教組織必須以「愛國」作為大前提，並撤離公共領域如教育、醫療等，只能進行宗教儀式而走向一元化的局面。邢福增指出，宗教組織必須黑白分明地表達其政見，不表態則等同反共。在這種革命洪流下，基督教斷進行改革以爭取生存空間。對此，邢福增認為，由於共產黨以基督教的歷史與帝國主義和殖民入侵關係密切的原因，迫令當時的外國傳教士、差會離開中國，而基督教的領導亦以此為「原罪」，因而願意建立三自教會等表明愛國作為補償。
事實上，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之時，憲法賦與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權」，但到了一九七八年的《七五憲法》裡，卻改成「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邢福增認為這是一種制衡。此外，從憲法來看，他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直只給予人民「宗教信仰自由」，而非「宗教自由」，即頭腦上信奉甚麼都可以，但不可以自由實踐出來。邢福增總結，宗教自由其實與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不可分割，這是關乎人民能否以自己的良心發表的權利。然而，在首三十年，共產黨則通過政治運動，為人帶來恐慌，以便管治，包起了所有的事情來管，宗教的自由空間於建國首三十年非常狹窄。
接著，林瑞琪博士（右圖）在邢福增提供的歷史框架下繼續解說天主教當時的發展狀況。對於共產黨的宗教觀念，林瑞琪想到一個相當吊詭的地方：共產政府高舉無神論，卻想要以黨的精神價值控制所有人的思想。更荒謬的是，於建國首三十年，共產黨乃以道德高地（或稱真理）來統服人民，林瑞琪說時亦強調今天的人聽到必然會覺得匪夷所思。但他舉出了一些例證，「於一九五八年，陳垣為了留在中國見證共產黨帶領國家的發展，放棄胡適一早於天主教輔仁大學預留給他的校長一職。」其後，陳垣於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軟禁。林瑞琪指出，不但中國學者對共產黨產生迷思，於一九七四年兩次重要的宗教會議：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China及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中，均有歐洲的教士形容中國共產主義的社會與天國之地相當接近，甚至把中國無產階級的人民和「無名的基督徒」相提並論；於七十年的歐美，很多人更認為人民公社是最理想的教會模式。林瑞琪曾反思，天主教自利馬竇傳入中國四百多年，亦未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但共產主義傳入中國短短二十多年何以得到人民接受呢？他認為武裝鬥爭是重要的因素，但共產黨當然沒有計算「武」的部分，以為他們真的以精神取得人民的尊重，故此，毛澤東於一九四一年講話的時候，乃以代表全國人民的姿態進行。
林瑞琪認為，正由於共產黨自以為得到了人民認受，自覺其政策不會有錯，因此，對於反右各左、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策均不承認出錯。在這個思維下，鎮壓宗教自由當然沒有問題。他們甚至認為黨既然是無誤的，宗教需要被鎮壓，那便是宗教本身出了問題。但他指出，正如邢福增提出的「原罪觀」，教會人士甚至亦覺得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妥當而被受鎮壓，這樣，人心的意志便很容易完全崩潰。所以，於民革後，共產黨的道德高地失據，出現道德真空，天主教神職人員的自殺率便相當高。
來到今天，林瑞琪和身處當時的神職人員談論往日時，這些人都能抱著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去看，受苦的神父都不覺當時受苦。有些人認為共產黨對於宗教自由的壓抑，是出於管理觀念，但林瑞琪強調不應為了方便管理民眾而令民間團體或教會受苦。最重要的是政府永遠不承認曾經迫害教會，反而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之一，常說：「其實大家都是受害者，我們（共產黨）都很傷的。」最終不會討論問題。在這個思維下，「失去宗教自由」是自然不過的。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09.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