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中国人的历史，总是由集体开始，于集体结束。当中曾经是御侮自强的急迫和亢奋，却也实在埋没了多少个人血肉，模糊了多少真相记忆。
从信仰角度来看，人性罪恶既表现在个人生命里的缺失缺憾，亦见之于社会建制里的不公不义，两者原本无分轩轾。不过，要改变制度上的问题，让其有机会走向自我完善，起始点却总是个人的努力耕耘，有时来自建制中人的醒觉，有时来自建制外的努力。在追求强求团结齐一的建制国度里，这种源自个人心灵的一个空间、一份清醒，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身处一国两制下的中国香港，我们既与国家分享同一份的血缘和民族感情，却又活于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下。在共和国的六十个年头里，虽然特区时代的香港只占了五分之一的时间；但论到与内地的联系关心，香港社会与内地社会的互动，这六十年（以至更长远的之前）其实一直也没停止过。这些时空和制度上的距离，纵然只是历史的偶然，却又让香港人口里的中国故事，另有一番心情、视野和世故。
种种的历史情怀和记忆，其实也早已藏嵌在香港教会群体的组织和思考肌理之中。香港基督徒人口的数量，在社会中的比例不算高，但在香港教会群体里，宗派数量密度之大，不单与内地教会大相迳庭，在海外华人社区而言也属少见。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以前，香港一直是普世教会到内地宣教的重要支援基地。四九年以后，大量宣教士被迫撤离内地，暂居香港，却无意间让原本可能式微的宣教支援基地，化成百花齐放的宗派多元平台，借堂会工作以及教育和社工事业，牧养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延续至今。此情此境，从资源效益角度而言，未必最为上算，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香港教会已有好几十年没有经由海外的庞大宗派网络接收救济和宣教资源，一切必须自给自足，以至供应海内外需要；然而宗派密集多元的香港教会，其所造就的信仰空间和言论思潮，在今天海内外华人教会而言，仍然是弥足珍贵，是一份丰富华人教会思维和对话的重要资产。此等思维动力，对于教会要面对纷纭多变的社会处境，牧养活在其中的人，格外显得重要。
今天，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从国人生活的平均水平，到中国在国际社会里的地位，跟中共建政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近年的国际大事，由金融海啸到国际维和，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有所期待。事实上，国人对内地社会的发展，由社会公义到道德生活到环境保育到心灵空间，又何尝不是没有殷切的期望？什愿香港社会在往后的日子，仍然能保持一份多元的空间和活力，为中国人的个体历史和集体记忆得以相汇略尽绵力，为内地社会的发展带来点点祝福。对于香港教会群体，我们也抱持同一份的期望，好见证基督的丰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