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社会阶级研究多年的港大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在昨日（九月廿三日）举行的崇基学院神学院第三届牧养研讨会的第二场专题演讲中，以「焦虑不安的背后：对社会结构的观察」为题分析他对香港社会日益焦虑的观察。
中产不减．焦虑却增
吕大乐指九七前香港人较为宽容，不太介意别人做的事，强调「唔好阻人发达」；但九七后明显更多计算和比较，很在意别人是否在我身上取走了东西，常质疑「点解要俾你发达？」作为大学教授，他亦观察到新一代学生一个「优点」：只做实在的事，会为一个实在的诱因而尽全力做一件事，即使他不喜欢那件事，乐器便是一例──参加各类皇家乐器考试的人连年上升，但音乐会入场人数却没有增加，换句话说社会出现了一批批不喜欢音乐但又学音乐的人。
他先从职位变化分析背后原因。七十至九十年代，全港的专业人士、行政人员的数目不断上升，不少家庭都经历由蓝领变白领的过程，大家都有「向上」的感觉。但在九十年中开始，行政人员的数目开始有负增长，文员、专业人士的数目也放缓：「虽然不是完全下跌，但却出现了时高时低的波动，这正是焦虑的来源。」
数字亦显示香港社会的结构也没有重大改变，中产阶层并无萎缩。但今日的中产跟以前的中产却有着本质上的分别：半数中产近十年经历过减薪减福利，绝大部分更经历工时延长和工作压力增加。「今日的医生跟当年的医生已大大不同。职业表面一样，但待遇福利全然不同。因此不少中产人士问的是：没错我是中产，但又如何？」
太重学历．收窄出路
吕大乐进一步指香港社会过分重视「学历」的问题。「重视学历没问题，但学历应否是唯一渠道？」他以广告设计为例，以前有兴趣和天分的年轻人，可自行到设计学院进修再入行；但现在讲求学历，院校的设计系在招生制度下，须以学生公开考试成绩而非其设计天分作取录标准。这情况导致一个有天分的学生因考试成绩不够好而入不到设计系，一个考试成绩稍高但对设计兴趣一般的学生却因入不了心仪学系而入了设计系，使两个学生也不开心；院校老师见入读学生资质平平又不开心，家长见子女读不出成绩又不开心，雇主见到毕业生的水准不高又不开心──结果整个社会也没有人开心。
他进一步引用数据指出：在大学报读理科的人数连年下跌；文科及人文学科则大致维持；金融商科则大幅增加。「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大家收窄了自己的出路。本来有四扇门，但大家看见某扇门好像有光，便一窝蜂争入那扇门，结果在『挤拥』下便人人也焦虑。」
他又比较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原来近十年的收入中位数变化不大，而中产与草根的收入差距，十年来也维持在2.7-2.8倍的水平，但中产与富人的收入差距，却由4.4倍增至5倍。「所以中产人士的确郁闷，穷人可以申领综援，中产的工作却愈来愈辛苦，但收入却不断被抛离。」他指「中国好，香港好」理论上是对的，但香港的现实是个别行业（如金融）好了，其他行业却愈来愈不济，结果大家见到别人好了，自己却不好，便出现焦虑。
终极关怀．唯有教会
吕大乐总结指，现在需要的是思考如何令社会不同阶层和谐。他指情况确实令人担心，但又不是完全不能改变。作为非信徒的他，相信教会的角色就是要努力宣扬何谓「美好生活」：「若教会不做这工作，我实在想不到社会上有什么团体会做。」他指香港的惯性思维就是如何投放少、收获多，例如改革教育为的是提升竞争力，搞文化最先做的是卖地，科研着重的是什么时候回本。「教会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能让非信徒明白『终极关怀』的地方，就只有教会。」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09.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