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社會階級研究多年的港大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在昨日（九月廿三日）舉行的崇基學院神學院第三屆牧養研討會的第二場專題演講中，以「焦慮不安的背後：對社會結構的觀察」為題分析他對香港社會日益焦慮的觀察。
中產不減．焦慮卻增
呂大樂指九七前香港人較為寬容，不太介意別人做的事，強調「唔好阻人發達」；但九七後明顯更多計算和比較，很在意別人是否在我身上取走了東西，常質疑「點解要俾你發達？」作為大學教授，他亦觀察到新一代學生一個「優點」：只做實在的事，會為一個實在的誘因而盡全力做一件事，即使他不喜歡那件事，樂器便是一例──參加各類皇家樂器考試的人連年上升，但音樂會入場人數卻沒有增加，換句話說社會出現了一批批不喜歡音樂但又學音樂的人。
他先從職位變化分析背後原因。七十至九十年代，全港的專業人士、行政人員的數目不斷上升，不少家庭都經歷由藍領變白領的過程，大家都有「向上」的感覺。但在九十年中開始，行政人員的數目開始有負增長，文員、專業人士的數目也放緩：「雖然不是完全下跌，但卻出現了時高時低的波動，這正是焦慮的來源。」
數字亦顯示香港社會的結構也沒有重大改變，中產階層並無萎縮。但今日的中產跟以前的中產卻有著本質上的分別：半數中產近十年經歷過減薪減福利，絕大部分更經歷工時延長和工作壓力增加。「今日的醫生跟當年的醫生已大大不同。職業表面一樣，但待遇福利全然不同。因此不少中產人士問的是：沒錯我是中產，但又如何？」
太重學歷．收窄出路
呂大樂進一步指香港社會過分重視「學歷」的問題。「重視學歷沒問題，但學歷應否是唯一渠道？」他以廣告設計為例，以前有興趣和天分的年輕人，可自行到設計學院進修再入行；但現在講求學歷，院校的設計系在招生制度下，須以學生公開考試成績而非其設計天分作取錄標準。這情況導致一個有天分的學生因考試成績不夠好而入不到設計系，一個考試成績稍高但對設計興趣一般的學生卻因入不了心儀學系而入了設計系，使兩個學生也不開心；院校老師見入讀學生資質平平又不開心，家長見子女讀不出成績又不開心，僱主見到畢業生的水準不高又不開心──結果整個社會也沒有人開心。
他進一步引用數據指出：在大學報讀理科的人數連年下跌；文科及人文學科則大致維持；金融商科則大幅增加。「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大家收窄了自己的出路。本來有四扇門，但大家看見某扇門好像有光，便一窩蜂爭入那扇門，結果在『擠擁』下便人人也焦慮。」
他又比較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原來近十年的收入中位數變化不大，而中產與草根的收入差距，十年來也維持在2.7-2.8倍的水平，但中產與富人的收入差距，卻由4.4倍增至5倍。「所以中產人士的確鬱悶，窮人可以申領綜援，中產的工作卻愈來愈辛苦，但收入卻不斷被拋離。」他指「中國好，香港好」理論上是對的，但香港的現實是個別行業（如金融）好了，其他行業卻愈來愈不濟，結果大家見到別人好了，自己卻不好，便出現焦慮。
終極關懷．唯有教會
呂大樂總結指，現在需要的是思考如何令社會不同階層和諧。他指情況確實令人擔心，但又不是完全不能改變。作為非信徒的他，相信教會的角色就是要努力宣揚何謂「美好生活」：「若教會不做這工作，我實在想不到社會上有甚麼團體會做。」他指香港的慣性思維就是如何投放少、收穫多，例如改革教育為的是提升競爭力，搞文化最先做的是賣地，科研著重的是甚麼時候回本。「教會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能讓非信徒明白『終極關懷』的地方，就只有教會。」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09.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