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香港一时事节目曾有专访：一面包店东主因不忍丢掉即日未能卖去的面包，希望能转送老人院；谁知老人院说她们的老人家不吃隔夜面包；该东主既然面包不能送，即使心里着实不忍，也只好尽量每个怎也咬上一、两口才丢掉。
我并不是认为这样的做法（宁可丢掉面包而不给人）不恰当，但如果读者能体会当中的无奈，就知道现今的日子，做慈惠的工作不容易：你必须有钱，而且只可以有钱（不可以是面包），从而去捐献给代理的机构；当然也只可以捐给有规模的代理机构，让她们把其中一部分捐献花在品质控制、内部监察、公关形象、良好企业管治……等等方面。
回归正题，近日，有多篇文章（包括胡志伟牧师、《时代论坛》社评的几篇）及回应都谈到基督教团体（包括机构、其实也应包括教会）应提高透明度、应像样地理财、要有诚信……。我不怀疑该些文章的作者大部分都怀有良好的意愿，不过，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是由善意铺成的。胡牧师等所提的原则顾然没有错，只是天下间没有免费的午餐；会计理财、筹划监控、风险管理等，虽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却也颇费心力；相比坐在道德高地、指点江山，不可同日而语。光有诚信是不足够的！
也许我们可以问一些较实际的问题，我们愿意我们支持的机构花多少资源在人事管理、组织架构等事项上？该等教会、机构需要有怎样的规模，才可使聘请一个专职团队（专职而矣、还不是专业）去负责行政管理合乎成本效益，却又不致流于官僚？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我们应怎样量度一机构的存在价值？
在今时今日的香港，我其实不明白基督教社会服务机构（包括教育、戒毒）的存在意义。她们大部分的经费都是来自政府资助；既然金钱是量度一切的最客观标准，香港政府又有健全自足的管治机制，基督教机构为什么要赶这一淌浑水、招人口实？何不让该等机构由「私营」转「公营」？有负担的基督徒仍可以个人的身分投身政府，起码他们不用再为三餐不继而苦恼。
（笔者注：如果说是为〔传〕福音的缘故，就未免太过功利；既为慈惠，就更应到其他人力不能到的地方、作在最小的弟兄〔姊妹〕身上，方合教会自初期已有的传统。）
但是机构不可能完全被灭绝，教会作为一个（多于一人的）组织，其实也面对同样的窘境：很多人把现代商业运作的模式，看为教会机构当行的路；就是所谓良好「企业管治（corporate governance）」。
按一般的说法，企业管治是源于「代理人难题（agency problem）」。当一个组织（代理人）接受公众人士（主事人）的托负时（像政府之于纳税人、上市公司之于大众投资者），应如何确保代理人没有滥用所托负的、并切实执行主事人所订下的宏大目标。
回到教会机构，除了上述的经济效益考虑之外，我们还要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教会机构（的执事）是教友和捐款人的代理人吗？我知道有些教牧确实尽心尽力服事他的教友（他们当然也是捐献者和「老板」）、努力贯彻执行教友大会的决议，我当然不能排除这可能就是该等教牧蒙召时的异象，虽然我亦有丁点怀疑这是否就是事奉上帝。
请饶恕我不能继续并提供标准答案给所有的情况；为免让人标签为反智，我重申：在一个资源充沛、没有损耗的真空世界，我赞成高透明度、负责任的企业管治。也顺带奉劝那些对于受捐献者不放心的人，他们其实可以选择把金钱兑成实物，然后焚烧净尽以为祭献给上帝，中间就可免却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不然，也可按领受开展自己的事工，不要建立在别人原有的基础上，像使徒保罗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