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类似正生会、臻美黄干亨事件等一再发生，正好反映不少信仰群体只重发展却欠缺相应像样的管理，财务的「混帐」说明董事会不能有效地监管。
健全的机构或堂会，就有能够发挥功能的董事会；而董事会起码要作的是召开年度会议，并通过核数师之年度财务报告。作机构之董事，不是做好人，或表示对该团体之支持（如奉献或代祷等），达拉斯神学院教牧学教授麦福士（Aubrey Malphurs）看任何组织之董事要发挥四项基本功能：代祷、监察、决策与谘询。倘若董事会根本不能监控总干事，董事会就失掉了其应有的功能，只是橡皮图章而已。
历史学者福山（Fukuyama）在《诚信》一书，认为经济发展与伦理价值是分不开的；诚信乃是重要的「社会成本」（social capital）。没有诚信，社群之间成员不能互信，于是成员对一切消费交易存有戒心，这就加增了双方要付出的「社会成本」。非牟利团体的董事，某程度代表了来自公众的认受与信任，他／她也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当有机构出事时，董事必然责无旁贷，不能置身事外。
机构董事会的问责性反映于向资助机构担保，公款会正当地用于资助当局的指定用途；监管机构之内部财务有正常运作；确保机构的核心事工，与成立后之使命相符，也确保机构之事工能做出成绩，让教会或公众觉得，该机构值得继续给予资助或捐献。
库泽斯（James Kouzes）和波斯勒（Barry Posner）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之后，于《公信力》（Credibility）一书，确定领袖最重要的质素就是诚实可信。诚实可信的领袖必然具备「信念」，库泽斯与波斯勒指出 「公信力」与「信用」（credit）的字根皆来自「我信……」（credo）。换言之，机构董事与总干事等要确保机构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成为可以信任的品牌。
良好的信誉乃由公众认受而来，一旦信誉破产，要重建信任，将会困难重重。随着公众知情权上升，机构同工要面向公众，透过本身诚信，取得信任。公众的信任，不是「迷信」或「轻信」，乃是理性地按着客观的事实（当然，我们不可能要全面掌握了事实才可以作出合理的判断），作出「常识」的判断。可惜是大多教会信徒理性思考之失落，不先处理「诚信」问题，反而要求「信任」、要撑某人或某群体。
是时候，我们提升机构的问责与诚信，如定期出版之机构刊物要有近期的财政报告、董事会成员名单等，透明度加增就是确保机构的运作能向神与向人作出明确的交待。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相关文章：胡志伟：重建机构的透明文化
胡志伟：为何机构理财不像样？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