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類似正生會、臻美黃乾亨事件等一再發生，正好反映不少信仰群體只重發展卻欠缺相應像樣的管理，財務的「混帳」說明董事會不能有效地監管。
健全的機構或堂會，就有能夠發揮功能的董事會；而董事會起碼要作的是召開年度會議，並通過核數師之年度財務報告。作機構之董事，不是做好人，或表示對該團體之支持（如奉獻或代禱等），達拉斯神學院教牧學教授麥福士（Aubrey Malphurs）看任何組織之董事要發揮四項基本功能：代禱、監察、決策與諮詢。倘若董事會根本不能監控總幹事，董事會就失掉了其應有的功能，只是橡皮圖章而已。
歷史學者福山（Fukuyama）在《誠信》一書，認為經濟發展與倫理價值是分不開的；誠信乃是重要的「社會成本」（social capital）。沒有誠信，社群之間成員不能互信，於是成員對一切消費交易存有戒心，這就加增了雙方要付出的「社會成本」。非牟利團體的董事，某程度代表了來自公眾的認受與信任，他／她也負有一定的法律責任。當有機構出事時，董事必然責無旁貸，不能置身事外。
機構董事會的問責性反映於向資助機構擔保，公款會正當地用於資助當局的指定用途；監管機構之內部財務有正常運作；確保機構的核心事工，與成立後之使命相符，也確保機構之事工能做出成績，讓教會或公眾覺得，該機構值得繼續給予資助或捐獻。
庫澤斯（James Kouzes）和波斯勒（Barry Posner）經過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之後，於《公信力》（Credibility）一書，確定領袖最重要的質素就是誠實可信。誠實可信的領袖必然具備「信念」，庫澤斯與波斯勒指出 「公信力」與「信用」（credit）的字根皆來自「我信……」（credo）。換言之，機構董事與總幹事等要確保機構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成為可以信任的品牌。
良好的信譽乃由公眾認受而來，一旦信譽破產，要重建信任，將會困難重重。隨著公眾知情權上升，機構同工要面向公眾，透過本身誠信，取得信任。公眾的信任，不是「迷信」或「輕信」，乃是理性地按著客觀的事實（當然，我們不可能要全面掌握了事實才可以作出合理的判斷），作出「常識」的判斷。可惜是大多教會信徒理性思考之失落，不先處理「誠信」問題，反而要求「信任」、要撐某人或某群體。
是時候，我們提升機構的問責與誠信，如定期出版之機構刊物要有近期的財政報告、董事會成員名單等，透明度加增就是確保機構的運作能向神與向人作出明確的交待。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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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9.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