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犹在耳，警员上月涉及截停市民车辆，利用交通挤阻塞造成路障的行动，引起各界口诛笔伐之际，一个牵涉到全港四十多万名中学生的「人肉路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道理说不清。
挟着数宗校园滥药、艺人于日本藏毒被捕，以至正生书院风波等事件的风势，政府大概可以顺应社会民意，推出一系列的禁毒政策，包括极具争议的校园验毒计划。一方面可以打击滥药行为对社会的消耗，或许更加重要的是其「副作用」──提高政府声望。正如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回归前，搞了两次禁毒高峯会议及一系列禁毒政策，制造出毒品这个「共同敌人」，将市民焦点转移至禁毒战场上。
当社会都被「刻不容缓」、「面临失控」、「不能再拖」什至要「摸着石头过河」也在所难免的催逼氛围下，顷刻间未能反应过来。直至政府公布校园验毒计划的细节之后，议题进入讨论空间，而当中可能含藏的缺失亦逐渐被揭露出来。舆论起初主要针对验毒计划的技术性问题，例如学校和社工如何配合验毒计划、如何跟进被验出曾滥药的学生等；讨论继而进入理念层面，大众开始关注会否将涉嫌滥药学生标签化，以及破坏学校、社工跟学生的互信基础等；至今，学生是否享有拒绝被验毒的人权和如何处理学生验毒报告的私隐权问题等，亦被公众提出质疑。事情由当初单纯的如何执行政策，演变成中学生的个人权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角力。
问题当然千丝万缕，然而一项非常基本的提问就是：中学生是否有责任履行被验毒的义务？假如政府设置一个「验罪计划」，市民定期要去检定过去一段时间是否曾经犯罪，无罪的可获发一张「良民证」，从而阻吓其他市民可能被查出曾经犯罪，这政策是否合理呢？说得白一点，就是当一位中学生决定洁身自爱，不沾毒品之际，这个决定是否包括他／她有责任要去被验毒，以证明自己并无吸毒及借此协助阻吓其他有可能滥药的同学呢？
如果一日未能釐清作为中学生是否有义务去「被验毒」的论述，校园验毒始终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拒绝吸毒」这道德价值判断中，外加一个「验毒」框架的合理性。如果这个「验毒义务」的论述是合理的话，当一位中学生选择不去吸毒时，并不是单纯地不去吸毒就可以。而是需要在「自愿」抑或「强制」的验毒程式之下，证明没有吸毒，他／她才算是履行了「拒绝吸毒」的义务。
显而易见，当一位中学生真诚地选择拒绝滥药，然而因为任何原因选择不去验毒，由于他并不处身「验明无毒」的框架之内，所以他仍然有「可能滥药」的嫌疑。这情况如果趋向极端，往往会产生了「自我预言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的现象。因为我们设立了「验明无毒」的学生才是没有滥药的前设，而拒绝验毒的同学就被假定为有可能进行滥药等偏差行为，故此要对后者加强跟进，什至加强监管。举例一位原本行为良好但拒绝验毒的同学，可能会对加诸其身上的「可能滥药」标签产生抗拒，而这「身分」或会令其得不到老师、同学的认同，严重的可能因此产生行为偏差的后果。这时这位原本行为良好的同学，居然实现了「拒绝验毒就是代表有行为偏差表现」的预言！即使前设的假定并不正确。
诚然，要解决「校园验毒」的法理问题其实并不太困难。法律上，大抵只要修订一些条例，例如《危险药物条例》和《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等，就可以满足法律上的要求。理据上，正如曾在大埔区当校长的教育工作者丘颂云校长所言：「学生还未满十八岁，家长亦可授权学校去处理。学生在家里可否对母亲说：『你不能碰我的东西，除非你先申请搜查令！』。」（《时代论坛》第一一四六期头版专题）。站在学校、家长为了保护学生的立场上，当然是合乎情理和可以理解。然而上述的取态是否可以令一众要接受验毒的中学生心悦诚服？另一方面，在固有的道德层面之上，外加一些条件或行为模式的框架以加强规範，什至要牺牲部分人的权利和自由，情况又是否「迫切」到没有讨论的空间？还是我们不自觉地重覆了当年法利赛人在安息日上加诸各种条文的行径？
或许现实环境里，基督教背景的中学未能容易对「校园验毒」计划表态，但是作为一位不懂教育但在基督信仰教育下成长的信徒，我只想对基督教中学再提出一个疑问：即使「校园验毒」可以分别出那些学生有滥药习惯，什至成功阻吓了部份学生不去接触毒品，是否就值得付上任何代价？就算会换来师生间的猜忖、怀疑，什至赔上本来秉持基督的爱，努力所建立出的师生间互相信任，彼此尊重的情分也在所不惜？
「中学生呀！因为情况已经相当『紧迫』，我们『一刻都不能迟』！所以要你们牺牲一点人权和私隐，去组成一道『防毒路障』去阻挡『吸毒仔』、「吸毒女」。」道理说不清，却不言而喻。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