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猶在耳，警員上月涉及截停市民車輛，利用交通擠阻塞造成路障的行動，引起各界口誅筆伐之際，一個牽涉到全港四十多萬名中學生的「人肉路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道理說不清。
挾著數宗校園濫藥、藝人於日本藏毒被捕，以至正生書院風波等事件的風勢，政府大概可以順應社會民意，推出一系列的禁毒政策，包括極具爭議的校園驗毒計劃。一方面可以打擊濫藥行為對社會的消耗，或許更加重要的是其「副作用」──提高政府聲望。正如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回歸前，搞了兩次禁毒高峯會議及一系列禁毒政策，製造出毒品這個「共同敵人」，將市民焦點轉移至禁毒戰場上。
當社會都被「刻不容緩」、「面臨失控」、「不能再拖」甚至要「摸著石頭過河」也在所難免的催逼氛圍下，頃刻間未能反應過來。直至政府公佈校園驗毒計劃的細節之後，議題進入討論空間，而當中可能含藏的缺失亦逐漸被揭露出來。輿論起初主要針對驗毒計劃的技術性問題，例如學校和社工如何配合驗毒計劃、如何跟進被驗出曾濫藥的學生等；討論繼而進入理念層面，大眾開始關注會否將涉嫌濫藥學生標籤化，以及破壞學校、社工跟學生的互信基礎等；至今，學生是否享有拒絕被驗毒的人權和如何處理學生驗毒報告的私隱權問題等，亦被公眾提出質疑。事情由當初單純的如何執行政策，演變成中學生的個人權益與公眾利益之間的角力。
問題當然千絲萬縷，然而一項非常基本的提問就是：中學生是否有責任履行被驗毒的義務？假如政府設置一個「驗罪計劃」，市民定期要去檢定過去一段時間是否曾經犯罪，無罪的可獲發一張「良民證」，從而阻嚇其他市民可能被查出曾經犯罪，這政策是否合理呢？說得白一點，就是當一位中學生決定潔身自愛，不沾毒品之際，這個決定是否包括他／她有責任要去被驗毒，以證明自己並無吸毒及藉此協助阻嚇其他有可能濫藥的同學呢？
如果一日未能釐清作為中學生是否有義務去「被驗毒」的論述，校園驗毒始終面對著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拒絕吸毒」這道德價值判斷中，外加一個「驗毒」框架的合理性。如果這個「驗毒義務」的論述是合理的話，當一位中學生選擇不去吸毒時，並不是單純地不去吸毒就可以。而是需要在「自願」抑或「強制」的驗毒程式之下，證明沒有吸毒，他／她才算是履行了「拒絕吸毒」的義務。
顯而易見，當一位中學生真誠地選擇拒絕濫藥，然而因為任何原因選擇不去驗毒，由於他並不處身「驗明無毒」的框架之內，所以他仍然有「可能濫藥」的嫌疑。這情況如果趨向極端，往往會產生了「自我預言實現」（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的現象。因為我們設立了「驗明無毒」的學生才是沒有濫藥的前設，而拒絕驗毒的同學就被假定為有可能進行濫藥等偏差行為，故此要對後者加強跟進，甚至加強監管。舉例一位原本行為良好但拒絕驗毒的同學，可能會對加諸其身上的「可能濫藥」標籤產生抗拒，而這「身分」或會令其得不到老師、同學的認同，嚴重的可能因此產生行為偏差的後果。這時這位原本行為良好的同學，居然實現了「拒絕驗毒就是代表有行為偏差表現」的預言！即使前設的假定並不正確。
誠然，要解決「校園驗毒」的法理問題其實並不太困難。法律上，大抵只要修訂一些條例，例如《危險藥物條例》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等，就可以滿足法律上的要求。理據上，正如曾在大埔區當校長的教育工作者丘頌云校長所言：「學生還未滿十八歲，家長亦可授權學校去處理。學生在家裡可否對母親說：『你不能碰我的東西，除非你先申請搜查令！』。」（《時代論壇》第一一四六期頭版專題）。站在學校、家長為了保護學生的立場上，當然是合乎情理和可以理解。然而上述的取態是否可以令一眾要接受驗毒的中學生心悅誠服？另一方面，在固有的道德層面之上，外加一些條件或行為模式的框架以加強規範，甚至要犧牲部分人的權利和自由，情況又是否「迫切」到沒有討論的空間？還是我們不自覺地重覆了當年法利賽人在安息日上加諸各種條文的行徑？
或許現實環境裡，基督教背景的中學未能容易對「校園驗毒」計劃表態，但是作為一位不懂教育但在基督信仰教育下成長的信徒，我只想對基督教中學再提出一個疑問：即使「校園驗毒」可以分別出那些學生有濫藥習慣，甚至成功阻嚇了部份學生不去接觸毒品，是否就值得付上任何代價？就算會換來師生間的猜忖、懷疑，甚至賠上本來秉持基督的愛，努力所建立出的師生間互相信任，彼此尊重的情分也在所不惜？
「中學生呀！因為情況已經相當『緊迫』，我們『一刻都不能遲』！所以要你們犧牲一點人權和私隱，去組成一道『防毒路障』去阻擋『吸毒仔』、「吸毒女」。」道理說不清，卻不言而喻。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9.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