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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验毒这件事，要讲道理、法理和合理性，而不是讲「权」的
读了陈韦迪那篇〈验毒最终话事权在于青少年？！〉，得到的印象就是所谓「自愿」校园验毒，好话说尽，所谓保护青少年和打击吸毒，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权」的角力和操作。
我不怀疑作者陈韦迪的良善动机，但所谓「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善动机铺成的」，因此有必要撰文提出几个盲点。
为何讲「权力」而不是讲同行、包容、帮助、信任、道理和实际效果？
用通俗的的说话，在陈韦迪、曾特首、教育局、部分家长、牧师、信徒什至部分学生的潜台词是：「你班学生仔算老几，凭咩say no？个权在大人手，你们只有乖乖就範！现在不行就立法逼你低头。」
在大人心目中，学生斗胆对大人「为佢地好」的行为 say no，简直就是作反、目无尊长，学生在他们心目中，是无自主权，根本不配同大人说理、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吊诡是，验毒的出发点原本是为了学生的权益，为何变成侵犯他们的权益？
问题是，当一个问题演变为谁有话事权，一个权力角力，自然就容不下道理和理性的分析，全部就是从自以为自己才有最终话事权的人，巧立名目（而不是具体分析）强推验读，最终是会失却焦点，浪费时间人力资源，最后是帮助不到人。
最令人失望是，这明明就是赤裸裸利用场景里面的「权力不平衡」power imbalance，知道学生害怕家长老师秋后算帐，在事件上压迫他们，要他们接受不合理的安排，把清白无辜的学生摆上檯，却极力用堂皇的口号掩饰，而完全不问实际这样做能否打击校园学生吸毒，能否真的找出滥药的学生。
从讲道理和实事求是的角度，大家都知道真正滥药吸毒的学生，不会笨到去自投罗网，而在滥药和悔改之间挣扎的，就会给极力赞成验毒那些人凶巴巴的样子吓怕逃避，有些更加失去对老师、社工的信任，干脆家也不回、学校也不回，断绝社工接触他们帮助他们的机会。请问这是大家希望看见的吗？
社工朋友说，知道当日验毒的滥药学生，可以轻易向人收买尿液，用水袋放好，然后放入自己底裤里面。到时难道学校要搜查学生身上有没有带尿包？难道取尿液样本有关人员可以看着他/她排尿？过了验毒，日后如果同一家学校发现学生滥药，抽验了清白的学生，走漏真的滥药学生，这个校园验毒的威信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到底作者有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
正因为验毒先天理亏，变成口舌和意气之争，忽略带来的实际问题
只要详细看，作者没有处理讨论校园验毒里面的理据，讲不出校园验毒的好处，也不可以否定青少年人对自己有主权和负责。最简单一样东西，陈韦迪无有任何理据支持为何学生要自证清白、为何可以没有合理怀疑之下就要当是涉嫌犯一样受到调查。
这点其实大大违背香港社会普通法的「无罪推定」原则。结果陈韦迪只有东拉西扯大堆混乱的理由，例如把家长要求豁免子女上体育课的医生证明混淆了验毒结果两种在私隐程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东西，来作为支持家长可以单方面决定把自己清白的孩子推出去的理据。这种做法根本不讲法理，而是强权的操作。
前者（豁免子女上体育课的医生证明）泄露和后者（验毒结果）泄露的后果本来就差很远，这点合理的人都应该分别到，也不应该混淆。
朋友是社工，很中的地说：本来一些没有滥药的学生，可能就因为给抽中验毒，他们拒绝验毒，结果要我们去跟，岂不无端白事制造 case load 给我们？结果我们就反而就没有了资源去针对可能有滥药问题的学生。好了，如果有关老师处理的时候，沟通出现问题，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引起学生情绪问题，结果又是要老师和社工跟进。弄得不好，他跳起楼来我们怎办？为何在本来没有问题的地方挑起问题，而不针对问题源头呢？
而且根本没有百分百方法预防验毒资料泄露，如果泄露，社工、老师等几方都要花大量精力解释、接受调查，又是大量行政工作。验毒不针对有嫌疑滥药的学生之余还制造问题，这方法设计的愚笨，作者是不是应该理性去考虑多点？
不应用公帑来为自己制造光环
最难顶是看见陈韦迪非常的慷慨激昂说，要「作众人榜样（提前四12）。就是正正没吸毒也验毒，好叫那些心中有鬼，或高举最终决定权在个人手上的三省吾身。若问我愿否以身作则，我当然也不可一、不可再，并且自愿在子女前先验毒，这有何不可？」
陈韦迪有没有想过，验毒是花费昂贵、耗用公帑和人力的事情？个个家长学他这样玩亲子表演，会浪费多少？肯出来的家长，当然好似他一样，身家清白，孩子根本不会涉及吸毒，那么这岂不和校园验毒原来要找出滥药学生的目标有违？
明明是找出吸毒问题的青少年和家庭，变了这些所谓想向「那些心中有鬼，或高举最终决定权在个人手上」示威的人的家庭骚。
我做社工的朋友说，给这么多钱要清白的学生验毒，不如多请些学校社工和外展社工，岂不更加针对问题，令资源运动得更加有效。
劝陈韦迪和那些和陈韦迪有类似想法的家长或者学校，如果单纯为了榜样，自己出钱验毒，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不是来给信徒 show off 的。
支持解决青少年吸毒问题，就要盲目地支持校园验毒？
作者最严重的误区，就是假设要是支持解决青少年吸毒问题，就要盲目地支持校园验毒，然后把一切提出来讨论验毒具体操作的问题的是增加争议、最终整个社会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等等。例如私隐专员提出具体操作的私隐风险，陈韦迪批评他「应清楚表达及建议应如何保障学生的私隐，而非只是在抛砖引玉，另社会闹得热哄哄」。这根本就是不讲道理。私隐专员熟悉法例，但政府连具体的操作都黑箱作业，不给他知道，你要他如何提出实际可行方法去保障学生的私隐？假设他现在提出了，因为他不知道政府校园验毒具体操作而结果不实际，又会给人轰他未见政府做法乱提意见。我希望陈韦迪讲知识批评的时候，想想自己这种评论否合理。
他更加妖魔化所有质疑校园验毒的为「心中有鬼，或高举最终决定权在个人手上的」，要他们「三省吾身」，什至说「忘了重申个人行为对自己和周遭人士所带来的连锁恶果」。
例如把社工角色变警察，把清白学生放在前线作官员表演样板，而吸毒却可以随时逃避──例如司法挑战；例如学生被验出，记录如何处理；例如资料被泄露；例如破坏社工和学生关系令学生不肯接受社工帮助等等──其实根本不是作者所讲什么不理会后果，而是客观的在具体操作，和凝聚持份者上做得更好，并且防止验毒变成侵害青少年权利的坏先例。
校园验毒的危险滑坡
作者有一个逻辑，就是只要动机好，青少年的身体可以任由大人去验去查。如果这样的逻辑可以成立，日后更加极端的，都可以发生，周一验毒、周二验孕、周三验性病、周四测谎，校园变成警察国家，而不是师生关怀学生，学生可以信赖老师社工的地方。
最后可能连测谎机也添置，要学生交代思想。这就是很多青年领袖和社会人士的忧虑：一句打击青少年吸毒，要青少年牺牲私隐、要青少年就算本身清白，家长信任，都要自证清白，假设他拒绝验毒是带来连锁恶果，完全是错置了处理校园吸毒问题的焦点。
如果政府和作者认为验毒必须推行，那么首先要求教会也需要验毒，警察也需要，而最近发生滥药吸毒的娱乐圈等也需要推行，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没有滥药问题，索性把社会变成验毒社会。
文章用醉酒驾驶测试司机身体酒精含量是对法律不理解
随机对司机进行身体酒精含量测试，本来就不可以和校园验毒相提并论。一、这做法经过详细讨论，研究了法理、公众利益、对持份者的考虑和各方如何配合；二、它有法律可依，因为有立法会通过立法；三、它得到社会认受；四、它有具体的操作，司机拒绝测试，不会自动被定罪，举证责任仍然在警方，有没有罪判决权在法庭上；五、它界定清楚谁负责调查跟进。
对比这次校园验读，一、这个做法（不是，我强调，不是应否尽力解决青少年吸毒问题、不是我们爱不爱青少年、不是我们是否考虑个人行为对自己和周遭人士所带来的连锁恶果）一、没有经过详细讨论 ，忽略了法理的风险、没有足够充份持份者参与、片面认定公众利益只有青少年吸毒问题而忽视了法治精神、个人私隐等公众利益等；二、无法律依据；三、社会没普遍认受，本来是可以配合防止青少年堕入毒海（肯定不等于支持验毒）的老师、家长、社工和学生反而分化对立；三；它没有足够社会认受性，社工、老师、学生、天主教会都持保留态度；四：它缺乏具体的操作，学生拒绝测试，自动被标签，要社工跟进；五：它混乱了谁负责调查跟进，为什么是社工在未肯定是一个 case 就要他跟？为什么要他查问学生拒绝的理由？
凡此种种，都显示作者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就算验毒通过立法处理，也必须符合基本法人权的规定，不是一句强制就可以的。例如普通法的「无罪推定」要求，是要有合理怀疑才可以强制验毒，而且验毒权等于一种调查权力，基本上不可以赋予非执法人员，不是作者想象一句立法那么简单的。如果立法好似验毒那样操之过急，会进一步冲击政府威信，演变成为「校园廿三条」。
源头预防，比事后利用清白学生作示範表演更有效
我认识社工朋友都说，最初学生尝试滥药，绝对不会是在学校吸食的。他们多半是在友人家里面小量吸食，或者其他地方，过了夜后者周末，验尿验不出，要逃避也容易，例如请病假。到在学校也吸食其实已经是后期毒瘾很深。
作者可能连有句说话都没有听过：索K平过唱K！毒品供应充足便宜，学生是可以负担的，然后他们也可以避过验毒，什至逃离家庭学校，断绝了一切可以接触他们的机会。
到头来校园验毒只是浪费公帑给高官政治表演，给作者属灵表演的闹剧，应该得到增加资源的社工和辅导没有帮助，制造大量工作给社工跟踪所谓“拒绝验毒学生”，而不是从源头，例如多接触情绪问题、家庭问题的学生，增加外展社工人员接触流离在外的青少年，为离开学校青少年提供边就业边增值进修到可以读大学的机会等，才是对准源头，才是智慧地运用资源。
请老师、学生、家长、信徒放下自尊和对「权（力）」的执着，从实效和全面保护学生的权益考虑，别利用公众的做骚。
（标题为编者所加）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