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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驗毒這件事，要講道理、法理和合理性，而不是講「權」的
讀了陳韋迪那篇〈驗毒最終話事權在於青少年？！〉，得到的印象就是所謂「自願」校園驗毒，好話說盡，所謂保護青少年和打擊吸毒，歸根結底，就是一種「權」的角力和操作。
我不懷疑作者陳韋迪的良善動機，但所謂「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用良善動機鋪成的」，因此有必要撰文提出幾個盲點。
為何講「權力」而不是講同行、包容、幫助、信任、道理和實際效果？
用通俗的的說話，在陳韋迪、曾特首、教育局、部分家長、牧師、信徒甚至部分學生的潛台詞是：「你班學生仔算老幾，憑咩say no？個權在大人手，你們只有乖乖就範！現在不行就立法逼你低頭。」
在大人心目中，學生斗膽對大人「為佢地好」的行為 say no，簡直就是作反、目無尊長，學生在他們心目中，是無自主權，根本不配同大人說理、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但弔詭是，驗毒的出發點原本是為了學生的權益，為何變成侵犯他們的權益？
問題是，當一個問題演變為誰有話事權，一個權力角力，自然就容不下道理和理性的分析，全部就是從自以為自己才有最終話事權的人，巧立名目（而不是具體分析）強推驗讀，最終是會失卻焦點，浪費時間人力資源，最後是幫助不到人。
最令人失望是，這明明就是赤裸裸利用場景裡面的「權力不平衡」power imbalance，知道學生害怕家長老師秋後算帳，在事件上壓迫他們，要他們接受不合理的安排，把清白無辜的學生擺上檯，卻極力用堂皇的口號掩飾，而完全不問實際這樣做能否打擊校園學生吸毒，能否真的找出濫藥的學生。
從講道理和實事求是的角度，大家都知道真正濫藥吸毒的學生，不會笨到去自投羅網，而在濫藥和悔改之間掙扎的，就會給極力贊成驗毒那些人兇巴巴的樣子嚇怕逃避，有些更加失去對老師、社工的信任，乾脆家也不回、學校也不回，斷絕社工接觸他們幫助他們的機會。請問這是大家希望看見的嗎？
社工朋友說，知道當日驗毒的濫藥學生，可以輕易向人收買尿液，用水袋放好，然後放入自己底褲裡面。到時難道學校要搜查學生身上有沒有帶尿包？難道取尿液樣本有關人員可以看著他/她排尿？過了驗毒，日後如果同一家學校發現學生濫藥，抽驗了清白的學生，走漏真的濫藥學生，這個校園驗毒的威信就會受到致命的打擊，到底作者有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
正因為驗毒先天理虧，變成口舌和意氣之爭，忽略帶來的實際問題
只要詳細看，作者沒有處理討論校園驗毒裡面的理據，講不出校園驗毒的好處，也不可以否定青少年人對自己有主權和負責。最簡單一樣東西，陳韋迪無有任何理據支持為何學生要自證清白、為何可以沒有合理懷疑之下就要當是涉嫌犯一樣受到調查。
這點其實大大違背香港社會普通法的「無罪推定」原則。結果陳韋迪只有東拉西扯大堆混亂的理由，例如把家長要求豁免子女上體育課的醫生證明混淆了驗毒結果兩種在私隱程度根本無法相提並論的東西，來作為支持家長可以單方面決定把自己清白的孩子推出去的理據。這種做法根本不講法理，而是強權的操作。
前者（豁免子女上體育課的醫生證明）泄露和後者（驗毒結果）泄露的後果本來就差很遠，這點合理的人都應該分別到，也不應該混淆。
朋友是社工，很中的地說：本來一些沒有濫藥的學生，可能就因為給抽中驗毒，他們拒絕驗毒，結果要我們去跟，豈不無端白事製造 case load 給我們？結果我們就反而就沒有了資源去針對可能有濫藥問題的學生。好了，如果有關老師處理的時候，溝通出現問題，傷害了學生的自尊，引起學生情緒問題，結果又是要老師和社工跟進。弄得不好，他跳起樓來我們怎辦？為何在本來沒有問題的地方挑起問題，而不針對問題源頭呢？
而且根本沒有百分百方法預防驗毒資料泄露，如果泄露，社工、老師等幾方都要花大量精力解釋、接受調查，又是大量行政工作。驗毒不針對有嫌疑濫藥的學生之余還製造問題，這方法設計的愚笨，作者是不是應該理性去考慮多點？
不應用公帑來為自己製造光環
最難頂是看見陳韋迪非常的慷慨激昂說，要「作眾人榜樣（提前四12）。就是正正沒吸毒也驗毒，好叫那些心中有鬼，或高舉最終決定權在個人手上的三省吾身。若問我願否以身作則，我當然也不可一、不可再，並且自願在子女前先驗毒，這有何不可？」
陳韋迪有沒有想過，驗毒是花費昂貴、耗用公帑和人力的事情？個個家長學他這樣玩親子表演，會浪費多少？肯出來的家長，當然好似他一樣，身家清白，孩子根本不會涉及吸毒，那麼這豈不和校園驗毒原來要找出濫藥學生的目標有違？
明明是找出吸毒問題的青少年和家庭，變了這些所謂想向「那些心中有鬼，或高舉最終決定權在個人手上」示威的人的家庭騷。
我做社工的朋友說，給這麼多錢要清白的學生驗毒，不如多請些學校社工和外展社工，豈不更加針對問題，令資源運動得更加有效。
勸陳韋迪和那些和陳韋迪有類似想法的家長或者學校，如果單純為了榜樣，自己出錢驗毒，不要浪費納稅人的錢。納稅人的錢不是來給信徒 show off 的。
支持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就要盲目地支持校園驗毒？
作者最嚴重的誤區，就是假設要是支持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就要盲目地支持校園驗毒，然後把一切提出來討論驗毒具體操作的問題的是增加爭議、最終整個社會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等等。例如私隱專員提出具體操作的私隱風險，陳韋迪批評他「應清楚表達及建議應如何保障學生的私隱，而非只是在拋磚引玉，另社會鬧得熱哄哄」。這根本就是不講道理。私隱專員熟悉法例，但政府連具體的操作都黑箱作業，不給他知道，你要他如何提出實際可行方法去保障學生的私隱？假設他現在提出了，因為他不知道政府校園驗毒具體操作而結果不實際，又會給人轟他未見政府做法亂提意見。我希望陳韋迪講知識批評的時候，想想自己這種評論否合理。
他更加妖魔化所有質疑校園驗毒的為「心中有鬼，或高舉最終決定權在個人手上的」，要他們「三省吾身」，甚至說「忘了重申個人行為對自己和周遭人士所帶來的連鎖惡果」。
例如把社工角色變警察，把清白學生放在前線作官員表演樣板，而吸毒卻可以隨時逃避──例如司法挑戰；例如學生被驗出，記錄如何處理；例如資料被泄露；例如破壞社工和學生關係令學生不肯接受社工幫助等等──其實根本不是作者所講甚麼不理會後果，而是客觀的在具體操作，和凝聚持份者上做得更好，並且防止驗毒變成侵害青少年權利的壞先例。
校園驗毒的危險滑坡
作者有一個邏輯，就是只要動機好，青少年的身體可以任由大人去驗去查。如果這樣的邏輯可以成立，日後更加極端的，都可以發生，週一驗毒、週二驗孕、週三驗性病、週四測謊，校園變成警察國家，而不是師生關懷學生，學生可以信賴老師社工的地方。
最後可能連測謊機也添置，要學生交代思想。這就是很多青年領袖和社會人士的憂慮：一句打擊青少年吸毒，要青少年犧牲私隱、要青少年就算本身清白，家長信任，都要自證清白，假設他拒絕驗毒是帶來連鎖惡果，完全是錯置了處理校園吸毒問題的焦點。
如果政府和作者認為驗毒必須推行，那麼首先要求教會也需要驗毒，警察也需要，而最近發生濫藥吸毒的娛樂圈等也需要推行，因為沒有證據證明這些沒有濫藥問題，索性把社會變成驗毒社會。
文章用醉酒駕駛測試司機身體酒精含量是對法律不理解
隨機對司機進行身體酒精含量測試，本來就不可以和校園驗毒相提並論。一、這做法經過詳細討論，研究了法理、公眾利益、對持份者的考慮和各方如何配合；二、它有法律可依，因為有立法會通過立法；三、它得到社會認受；四、它有具體的操作，司機拒絕測試，不會自動被定罪，舉證責任仍然在警方，有沒有罪判決權在法庭上；五、它界定清楚誰負責調查跟進。
對比這次校園驗讀，一、這個做法（不是，我強調，不是應否盡力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不是我們愛不愛青少年、不是我們是否考慮個人行為對自己和周遭人士所帶來的連鎖惡果）一、沒有經過詳細討論 ，忽略了法理的風險、沒有足夠充份持份者參與、片面認定公眾利益只有青少年吸毒問題而忽視了法治精神、個人私隱等公眾利益等；二、無法律依據；三、社會沒普遍認受，本來是可以配合防止青少年墮入毒海（肯定不等於支持驗毒）的老師、家長、社工和學生反而分化對立；三；它沒有足夠社會認受性，社工、老師、學生、天主教會都持保留態度；四：它缺乏具體的操作，學生拒絕測試，自動被標籤，要社工跟進；五：它混亂了誰負責調查跟進，為甚麼是社工在未肯定是一個 case 就要他跟？為甚麼要他查問學生拒絕的理由？
凡此種種，都顯示作者把問題想得太簡單。
就算驗毒通過立法處理，也必須符合基本法人權的規定，不是一句強制就可以的。例如普通法的「無罪推定」要求，是要有合理懷疑才可以強制驗毒，而且驗毒權等於一種調查權力，基本上不可以賦予非執法人員，不是作者想象一句立法那麼簡單的。如果立法好似驗毒那樣操之過急，會進一步衝擊政府威信，演變成為「校園廿三條」。
源頭預防，比事後利用清白學生作示範表演更有效
我認識社工朋友都說，最初學生嘗試濫藥，絕對不會是在學校吸食的。他們多半是在友人家裡面小量吸食，或者其他地方，過了夜後者週末，驗尿驗不出，要逃避也容易，例如請病假。到在學校也吸食其實已經是後期毒癮很深。
作者可能連有句說話都沒有聽過：索K平過唱K！毒品供應充足便宜，學生是可以負擔的，然後他們也可以避過驗毒，甚至逃離家庭學校，斷絕了一切可以接觸他們的機會。
到頭來校園驗毒只是浪費公帑給高官政治表演，給作者屬靈表演的鬧劇，應該得到增加資源的社工和輔導沒有幫助，製造大量工作給社工跟蹤所謂“拒絕驗毒學生”，而不是從源頭，例如多接觸情緒問題、家庭問題的學生，增加外展社工人員接觸流離在外的青少年，為離開學校青少年提供邊就業邊增值進修到可以讀大學的機會等，才是對准源頭，才是智慧地運用資源。
請老師、學生、家長、信徒放下自尊和對「權（力）」的執著，從實效和全面保護學生的權益考慮，別利用公眾的做騷。
（標題為編者所加）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9.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