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会」一直是加尔文倡导与实践，他同样看属灵领袖不是凌驾法制之上。就以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一事为例，塞尔维特被判处死，加尔文确实指控对方为异端（否认三一神论与凭信称义），判处火刑是当时议会的裁决，加尔文认定塞尔维特该受刀刑而非火刑，但当时自由派于议会中利用塞尔维特事件来打击加尔文，并不接纳加尔文的建议。
我们须了解当时教会中人对待异端，用今人眼光看，过于严苛，缺乏宽容，这正是昔日社会的真实写照。塞尔维特是各地通缉的异端者，他无论身在天主教或更正教城市，命运皆一，难逃死刑。塞尔维特间接死在加尔文手上，只因加尔文指出他信仰的错谬，加尔文的后人于一九○三年在塞尔维特被处死之地立碑：「特批判他（指加尔文）的这一错误，这是那个时代的错。但是我们根据宗教改革运动与福音的真正教义，相信良心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引自Thea Van Halsema着《加尔文传》）
有些人以为使命的落实，只在乎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或权力所致，但从加尔文身上，我们看见制度与章则的重要，就是确保教会的职事不会轻易受到政治的干预，加尔文竭力维护只有牧者有权判断谁可领受圣餐，反对日内瓦市议会权力入侵。正如余达心评论：「虽然执法极其严厉，加尔文却没有独裁；相反地，他极重视民主精神，教会的领袖及政治领袖全都是市民选出来的，并且这些领袖不分等级，他们集体以民主方式领导平信徒及市民。」（《基督教发展史新释》）
加尔文于《教会宪章》指定由执事承担救济贫病孤寡的事工，使慈惠事工得以常规化地进行。他也关注当时商业活动的贪婪与欺诈，他限制收取超额利息。倘若借贷者为贫民，即使贷款人收取规定的百分之五为利息，加尔文也不赞成，他视之为违背爱心及公平原则。他看信仰的价值可应用于职场与经济活动，重视个人勤奋俭樸等美德，「为荣耀上帝而自觉地过着以勤劳、俭樸、积极向上为光荣，以奢侈、浪费、不劳而获为耻辱的生活」，这些个人价值的提倡，导致韦伯（Max Weber）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肯定加尔文对经济活动所起的正面作用。
工作本身也是从神而来的召命，打破了圣职人员才能拥有召命。一般信徒的职业与圣职人员没有等级之分，人人皆要在其岗位尽忠于上帝的召命。加尔文的召命观使人安于本分，并竭力于所作的事业能荣耀三一神。「中庸之道」（moderation）正是加尔文背后的价值所在，理性的功能就是使人行事不走偏激，凡事适可而止与尊重秩序是他致力实践的。
教会要重新思考其使命，不应狭窄地规限为「领人归主」，加尔文理解其使命是宏伟的，要改变整个世界，什至寸土不让予魔鬼。牧养是要面向整个城市，如何帮助城市立法者制定良好管治之法，如何确保政府与教会之间权力的平衡等，正是加尔文致力去作的。现今年代的社会，当然与十六世纪日内瓦有很大分别，然而加尔文本人，也是顺服召命「走出去」的牧者，他的视野从不只在堂会以内，关注的是整个城市能否荣耀上帝？信仰的「宣告」不一定是福音的直述；可能是文化的对话、价值的改造或风气的缔造。
加尔文不是十全十美，有其个性弱点，过于严肃与执着，更是工作狂，反对任何玩乐；但他的牧养经验与信仰反省有不少值得我们参考。他作为城市的异乡人（如龙应台客旅本港而对本地文化的批判），却关注日内瓦整个城市的发展，他持守信仰价值，以讲道及治理来塑造教会，但他并非「堂会中心主义者」，乃关注上帝创造的世界。「依法治会」与价值的倡导，成了他留予今人的重要属灵遗产。期盼华人教会也能产生类似加尔文的学者牧人，忠实地以信仰价值改变社会！（全文完）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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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8.14）
